大学对于培养人力资本至关重要，也是全球知识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曾经只对少数人开放，如今几乎已成为进入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要跻身精英阶层，更是如此。
大学之间的竞争催生了各种排名，试图评定哪些大学在全球最具竞争力。这些榜单通常依据研究成果、声望和校友成就等指标编制。尽管不同衡量方法得出的排序各异，但各项评估中的全球顶尖院校高度相似。
因此，一个国家拥有多少所全球排名院校，往往被用来衡量该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然而，这种视角忽视了高等教育领域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不平等
不平等是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相关讨论大多聚焦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对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注则少得多。然而，教育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成因之一，也是同类婚配现象背后的推动力——优渥阶层往往就读于同一批大学，彼此通婚，这使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从不平等的视角审视教育质量，另一种做法是考察一国大学中跻身全球排名的比例。这有助于了解该国有多少人口能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事实上，一个国家在顶尖院校绝对数量上的表现与其大学进入国际排名的比例之间的差距，可以用来衡量教育不平等的程度。
教育不平等正在社会中造成裂痕，尤其是有能力却处于弱势的人群无法进入精英院校这一问题。精英群体聚集在声望卓著的大学，大众则只能就读竞争力较弱的学校。精英院校不仅为积累人力资本提供更好的环境，也有助于建立社交网络、发展社会资本；这些因素对人生成功至关重要，而处境较不利的人群却被排除在外。
美国大学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吗？
美国经常在大学实力最强国家榜单中名列前茅，那么它真的提供了优质教育吗？尽管全球排名院校大多位于美国，但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就读于该国的精英大学。美国大多数大学未进入全球排名。事实上，只有3%的美国大学跻身全球前200名，5%跻身前500名，8%跻身前1,000名（分别排名第13、第21和第22位）。也就是说，美国普通高等教育学生就读的并非全球竞争力强的学校。美国高等教育服务于精英，却未能惠及大众。与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如何？
下图展示了两项表现之间的差异：（i）精英院校的绝对数量；（ii）进入全球排名的本国院校所占比例。箭头表示这两项指标上的排名变动。（注：两项指标涉及的国家名单未必一致。）
香港只有4所大学进入全球前200名，但这占其大学总数的18%；此外，超过四分之一（27%）的香港大学进入全球前500名。
英国在全球排名大学的绝对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所占比例方面都表现出色。其大学跻身全球前200名和前500名的比例均居第二，并在前1,000名中位居全球首位。
如果随机分配到瑞典的一所大学就读，一个人有四分之一（24%）的机会进入全球排名院校。
中国有43所大学进入全球前1,000名，但这仅占该国院校总数的2%。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同样以学业表现强劲著称的东亚国家，进入全球排名的大学数量也不少（分别为37所和27所），但若按进入全球排名的院校比例衡量，表现就弱得多（分别为4%和7%）。
印度即将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只有7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不到其大学总数的1%。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精英高等教育究竟有多重要？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和研究员斯泰西·戴尔·伯格认为，有能力的学生即使就读选择性较低的学校，其终身收入也不会因此受损；然而，经济处境不利的学生就读选择性较强的大学确实能获得收益。不过，他们的研究仅涵盖精英院校，以及优秀但选择性较低的院校。
另一种视角是考察一国精英大学所占比例（这是优质大学教育可及性的一个替代指标）是否会带来更高的平均学业表现。下图以各国平均GMAT成绩作为学业表现的衡量指标，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
全球排名院校所占比例与平均GMAT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ρ = 0.218），但仍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异于零。此外，如果将中国和印度排除在样本之外，两者的关系会更加紧密。
对一国普通居民而言，重要的不是该国是否拥有斯坦福或牛津这样的学校，而是他们的子女可能就读的大学质量如何。政策制定者需要牢记，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能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而非只有精英阶层。包容性高等教育有望弥合社会中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