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充实的职业生涯与美满的感情关系，是许多人的目标。但对女性而言，即便在全球性别最平等的国家，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更高的障碍。我们对瑞典的研究发现，女性在职业成功的背后付出了高昂代价。在政界或商界晋升至高层职位，会导致女性的离婚率大幅上升，而男性则不然。
以瑞典为例，我们可以了解其他正迈向更具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早在三十年前，瑞典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就已超过男性，其劳动力参与率也达到了相近水平。如今，瑞典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企业董事会成员和高层议员的比例位居世界前列。在家庭方面，瑞典也取得了进步。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职业成功的瑞典女性结婚和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同样高。换言之，立志担任高层职位的女性无需完全放弃组建家庭。不过，当女性攀登职业阶梯时，这个家庭会发生什么，则是另一个故事。
我们每年追踪瑞典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在晋升至高层职位过程中的感情关系变化。对于市长和议员这两个政治职位，我们可以比较获得职位与未获职位的候选人各自的感情关系轨迹。市长候选人是瑞典290个市镇中，政治左翼和右翼阵营排名前两位的政治人物。根据选举结果，其中一人成为市长，另一人则落选。议会选举中，候选人按排名顺序列于选票上。根据投票结果，从名单顶端开始计算相应数量的议席。若某政党赢得四个议席，第四位候选人当选，第五位则落选。我们分析了选票中所有此类边缘候选人配对，即最后一个议席的获得者与试图入选但最终未能入选的第一位落选者。
从选举前四年已经结婚的政治人物开始，有多少人仍与伴侣保持婚姻关系？图1显示了获胜女性与落选女性之间的显著差异。当晋升为市长或议员（图中黑线）的女性就任该职位后，其离婚率相较未能获得晋升的女性翻了一番。在论文中，我们表明，晋升与未晋升女性之间在选举后的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且这些结果在各种敏感性分析中均保持稳健。至于男性，则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类似效应。
再看CEO晋升的情况，我们可以比较获得晋升的男性和女性，但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被拒求职者的数据。图2显示了在2002年至2012年间的某一时点，从普通员工晋升为员工人数至少100人的企业CEO的男性和女性的感情关系轨迹。同样，我们从晋升前四年开始比较，样本为100%已婚人士（纵轴从1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图中呈现出显著的规律：女性在成为CEO后，离婚速度明显快于经历相同职业转变的男性。晋升至高层职位后的离婚现象，在私营部门同样困扰着女性。
女性在没有这段感情关系的情况下会更幸福吗？这是有可能的，尽管尚不清楚女性为何会比男性更多地选择退出。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的一点是，获得高层职位后离婚的女性，与其他女性相比，更少可能与新的同居伴侣或配偶建立关系。离婚似乎很少是由具有吸引力的新潜在伴侣所驱动的。同样值得考虑的是，我们研究的这些女性在晋升时平均已婚20年。显然，这些女性并非草率步入婚姻，我们很难相信她们一开始不珍视与深爱的配偶共同生活。
通过聚焦于晋升后更可能结束的哪些感情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女性离婚的原因。这一探究得出了关于伴侣组建的一些启示性证据。异性恋女性——无论是否立志担任高层职位——往往与年龄更大、收入比自己更高的男性建立关系。相比之下，男性往往娶年龄更小、收入较低的妻子。女性“高攀”的倾向意味着，她们自身晋升至高层职位可能在家中造成特别的摩擦。夫妻双方过去拥有的经济与地位平衡被打破了。在瑞典的数据中，晋升后的离婚主要集中在妻子比丈夫年幼较多、且妻子休取更多育儿假的夫妻之中。在性别更为平等的夫妻中，情况则截然不同。对于与配偶年龄差距较小、且与伴侣更平均地分担育儿假的女性而言，离婚并不受妻子晋升的影响。
女性应如何做，才能使其感情关系免受职业相关压力的影响？引用瑞典高层政治人物Birgitta Ohlsson在其为年轻女性撰写的职业建议著作中的观点：最重要的职业举措是找到合适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