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姆比·恩孔德告诉我，童年时自己的说话方式一直“萦绕”在她心头。恩孔德1984年出生于赞比亚，六岁时移居英国。她记得自己当时会说两种语言——本巴语和尼扬贾语。移居英国后，她自然不得不改说英语。但直到2008年回到赞比亚（将近20年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前两种语言已经退化了许多。
“我的舌头就是绕不过那些词。我能非常清楚地听懂别人对我说的话，却组织不出一个句子，”恩孔德说。她是一位黑人女性主义者，在边缘基金会担任区域组织者，也是GLC Story的联合创始人。
接受母语逐渐退化的事实已经够痛苦了，更何况这让她在故乡难以与朋友和亲人交流，感到格外孤立；还有人指责她是故意的。有人说，她从英国回到赞比亚后，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愿说母语；也有人觉得她只是懒惰。但恩孔德绝非个例。
母语丧失是一种称为第一语言磨蚀的现象。尽管这可能令人惊讶，有时甚至引发愤怒，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世界各地迁徙，第一语言磨蚀正变得十分常见。
“‘磨蚀’听起来非常负面。它会让人想到某种东西不断磨损另一种东西、使之逐渐消耗的画面。我们认为实际发生的并非如此，”目前任职于埃塞克斯大学、研究语言磨蚀的首席学者莫妮卡·施密德说。施密德不认为新语言会抹去母语——母语依然存在，只是被埋藏起来，暂时沉寂。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语言是可以重新找回的。
母语
在英国，青少年在学校学习英语语言与文学时，必须细读并分析十来首诗。尽管各个课堂所学的具体诗作略有不同，许多英国人都会记得苏贾塔·巴特那首篇幅短小却灼人心魄的诗：《寻找我的舌头》。
这首诗以英语和古吉拉特语写成，凝练地呈现了失去母语的恐惧。巴特是一位印度诗人，在浦那长大，12岁时移居美国。在诗中，她描写了这两种语言为争夺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战争。她写到，英语似乎占了上风，这令她痛苦不已；然而，当巴特熟睡、毫无防备、最思念故乡时，她的第一语言却比以往更加有力地显现出来。每当她担心自己已经忘记古吉拉特语，这种语言便会再次涌回她心中。
我有时会用母语阿拉伯语做梦。短短一瞬间，我说得流利，还能用阿拉伯语交谈。随后我醒来，被猛地拉回现实。太阳升起，我困惑不已，努力拼凑句子。
直到七岁时搬到英国，我才会说一个英语单词。正如巴特在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随着我在学校一路成长，我的阿拉伯语在嘴里腐烂。但我十几岁时似乎并未察觉，也不怎么在意。对移民来说，学会东道国的语言、摆脱原有口音，确实能带来切实的优势。我学英语学得很快，这是一种幸运，也让家人得以快速融入英国社会——获得福利、医疗、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我们也由此拥有了一份稳定生活，而许多其他移民似乎难以企及。
我还是学生时，能够背下巴特在诗中使用的技巧，以备考试——反复手法、隐喻以及自由诗体；但我花了十年才真正理解她的恐惧。她害怕的不只是失去第一语言，还有这会对自我认同造成的影响。没有母语，巴特在许多方面都会与自己的社群割裂。她会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一只脚踏在一边。尽管她听起来像新家乡的人，仍会被视为外来者；尽管她看起来像出生地的人，从她口中说出的词语对他们而言却会十分陌生。她会感到支离破碎、无所依凭。
恩孔德也能体会这种恐惧。“我会做赞比亚菜，也在赞比亚生活过——我觉得自己与那里有联系。那是我的家。但不会说当地语言，是最让我感到疏离的事，”恩孔德补充道。
直到几乎为时已晚，你才会真正察觉自己母语的流利程度正在消退。上一刻，你还在别人打喷嚏后对他说“Yarhamuk Allah”，下一刻，你说的却是“bless you”。你不会注意到自己忘了多少词汇，直到突然不得不只能说母语——可能是因为你出门旅行，也可能是因为亲友来访。一旦察觉母语已经生疏，失落感就会变得更加沉重。
“我记得很多次自己组织不出一句话。试了几次之后，说出来的句子还是不对，”伦敦伯贝克大学的博士生、剧作家贾斯温德·布莱克威尔-帕尔说。那些词就在舌尖，感觉近在咫尺，却怎么也够不着。“你不想转过身，对着祖母说出几句语无伦次的话。”
布莱克威尔-帕尔的父母有意识地决定在英格兰以双语抚养她，让她由说旁遮普语的保姆照看，同时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直到15岁前，她一直能流利使用两种语言；她说，到了那时，自己真的再也不会说旁遮普语了。她不知道原因，也不清楚是怎么发生的，但在11至14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她说旁遮普语的能力消失了。
“这很令人沮丧，因为你仍然觉得自己和它有联系，却不觉得它属于自己，”布莱克威尔补充道。
语言流失的科学
巴特那首著名诗作与科学研究的发现相去不远。施密德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两种语言争夺有限的心理资源。例如，当一位阿拉伯语使用者开始学习英语时，他必须耗费相当多的脑力，克制自己不使用阿拉伯语词汇或句式。当他必须专注于用英语说“面包”和“牛奶”时，就得在脑中筑起一道屏障，挡住对应的阿拉伯语词语。但如果他想用阿拉伯语说这些词，就必须克服这种抑制机制。
因此，即使是常用词也可能难以想起。与只是听懂别人说的话相比，尝试大声说出词语或句子时，更难跨越这道屏障。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发现自己能轻松听懂一种语言，却不会说。
“这并不是说你忘了那种语言；实际发生的是，它被埋了起来，你得重新把它挖出来，而这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施密德解释道。一个人越是沉浸在第二语言环境中，这种抑制机制就越强。
第一语言磨蚀影响的不只是儿童。德国最著名的体育明星施特菲·格拉夫，就是一个尤其声名狼藉的例子。2007年，格拉夫承认自己说德语很吃力。她在领取德国媒体人道主义贡献奖时，颇为尴尬地宣布了这一点。“抱歉，我不太会说德语，”她对观众说——这在全国引发了震惊的新闻标题（德语链接）。
考虑到格拉夫的经历，她说德语时遇到的困难就更加引人注目。格拉夫1969年出生于德国，在那里度过童年，也在那里度过了成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网球生涯（很快成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2000年，她与丈夫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养育子女。然而，当她回到德国时，虽然英语说得流利，却很难把德语句子连贯地说出来。
格拉夫并非个例。2014年，美国士兵、战俘鲍·伯格达尔在塔利班手中被扣押五年后获释。他获释回家后，家人说伯格达尔起初很难说英语。
回归基础
不过，一切并未失去。根据你的年龄，你可以重新掌握第一语言。
施密德说，如果孩子从小只说一种语言，到六岁时就会习得这门语言的语法规则。六岁到十一至十二岁之间是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这门语言的知识会得到巩固——施密德说：“所有这些都会稳定下来，扎实起来。”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你会逐渐完全掌握这门语言，能力也随之定型。
但也正因如此，未满12岁的孩子如果搬家，可能难以保留母语者的语言特征。他们或许还保留着一些第一语言知识，但说起来很可能带有外国口音，还会夹杂不少语法错误。
施密德说，如果你听得懂一种语言，却说得很吃力，这并不意味着“第一语言正在退化或彻底被遗忘”。她补充道：“它仍然存在，也可以重新激活”——只是需要花些心思。
说话者必须克服那种让一种语言比另一种更占优势的抑制机制，而跨越这道障碍需要练习，而且要大量练习。对一些人来说，练习意味着去上课，学习自己难以记起的语法和更复杂的词汇；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回到故乡沉浸在当地环境中，或置身于母语使用者周围。恩孔德回到赞比亚，在那里住了几年。她说，坐在教室里，试图正式重新学习母语，会是一种相当“奇怪的体验”。对她而言，和其他人一起学会更“自在”。恩孔德说，关键是让自己“愿意展现脆弱，尝试说我的语言”；她指出，许多人之所以保持沉默，就是因为害怕说错。
但如果你完全听不懂母语呢？找回所谓的“出生语言”遗憾地要困难得多。
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幼年时学会的语言会在大脑中留下痕迹。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加拿大由说法语的家庭于12个月大时收养的中国儿童，能够对所谓的“汉语声调”作出反应。研究招募了9至17岁的女孩，并将她们分为三组：只说法语、从未接触过汉语的女孩；会说法语和汉语的双语女孩；以及只说法语的中国籍被收养女孩。女孩们听的是使用汉语声调的“伪词”。研究发现，双语女孩以及幼年时接触过汉语的女孩，在听这些伪词时，大脑活动相同。
不过，尽管科学家发现幼年接触汉语会在大脑中留下可检测的痕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女孩重新学习汉语时会有很大优势。另一项2014年的研究以在荷兰被收养的中国儿童为对象，发现这些孩子虽然比只会说荷兰语的儿童更擅长发出汉语声调，却并不更擅长分辨这些声调之间的区别。施密德指出，幼年接触另一种语言带来的优势似乎仅限于“音系特征”。
尽管如此，幼年接触过某种语言的人或许仍有一些优势。一项2009年的研究考察了在瑞典被收养的韩国儿童。他们曾花大量时间学习韩语，成年后也在韩国生活了几年。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韩国籍被收养者在语音测试中的表现优于一组同样学过韩语、也在韩国生活过的瑞典成年人。研究表明，尽管两组人在某些语言测试中的能力差异不大，但幼年接触韩语让被收养者在其他测试中占有优势。
简而言之，无论我们出生时年纪多小，最初听到的语言总有一种奇妙的方式留在我们身边。
瓦哈什特尼
大学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成年生活相当严酷的初体验。年轻人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选择职业、决定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挑选愿意相伴的朋友，同时还要应付房租、账单和学业。但当你努力开创新生活时，过去可能会悄然渗入。
那是1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坐在伴侣家的厨房里看着下雪。那是一栋小小的三居室房子，位于一条安静的尽头路上。他问我早餐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麦片。他一脸困惑：“什么？”他说。“玉米片，”我又说了一遍。他笑了，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你是说cornflakes。”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把这个词念错了——念成corn-fur-la-kes——整整一辈子。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本该觉得尴尬，却笑了起来。我们都笑了。
我很快学会了英语，大多是通过阅读；有无数单词我都念错了。多年来，每当有人指出我读错了——应该念 econ-no-mist，而不是 econ-no-mis-cist——我就会把正确读法记在心里，回家练习。但成年后，总有各种词突然冒出来；在家里、和家人相处时，我原本不必说这些词。起初我把这些错误埋在许多层记忆之下，如今却记住了它们——那个七岁的小女孩，曾生活在阿拉伯语中，呼吸着阿拉伯语，尽情吸收着阿拉伯语，如今找到了破土而出的方式。
我打电话给妈妈，请她只用阿拉伯语和我说话。我们的对话变成了一场尴尬的舞蹈：我会突然说到一半停下来，问她香蕉、月份、幸福用阿拉伯语怎么说。妈妈则耐心作答。我不只是在慢慢重新学习第一语言，也在重新发现妈妈那种冷峻的幽默感和她犀利的措辞。
研究表明，一个人对某种语言的感受也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你对一种语言的感受越积极，学习或重新找回它就越容易。
施密德提到了她的2002年研究，该研究考察了德国犹太难民，发现参与者在纳粹统治下遭受的迫害程度，与他们仍能说多少德语有关。她惊讶地发现，其他一些看起来更显而易见的因素——难民离开德国时的年龄、移居后说德语的频率，甚至伴侣是否为德国人——都与母语的保持没有直接联系。一些参与者决意再也不说德语（他们称德语是压迫者的语言），另一些人则紧紧守住父母和亲人留给自己的唯一事物。最终，这成为他们掌握德语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一个“9·11”事件后的世界里长大，我曾迫切想与自己的阿拉伯和穆斯林身份保持距离。我接受了别人对我母语的看法：它生硬、咄咄逼人，甚至充满怒气；我发现自己也在向别人重复这些说法。但阿拉伯语并非冰冷或粗暴的语言，它让我感到温暖和舒适。我想用这种语言去爱别人，用它开玩笑，也觉得它最能表达真实的我。伴侣离开一段时间后回来时，我会想起“瓦哈什特尼”——“我想你了”——这个词带有出了名难发的喉音“h”，许多英语使用者都难以发音，他们还把它当作语言“丑陋”的证据。但这个词恰恰体现了阿拉伯语的深度。“瓦哈什特尼；这个词从我喉咙深处发出，带着一种喉音，在我体内迸发出来，表达了再次见到所爱之人时交织的思念与宽慰。
重新学习并重新掌握母语并不容易；这需要数年时间，你也可能再也无法像小时候那样说话。但这段旅程值得踏上。在旅途中，你会发现，曾经陌生的母语再次将你包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