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梦想从事科学职业的年轻女孩来说，不乏鼓舞人心的榜样。女性曾为塑造现代世界的一些最重要的科学突破做出贡献，从玛丽·居里关于放射性的发现，到格蕾丝·霍珀在计算机编程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遗传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然而，女性的故事往往不仅关乎她们在攻克科学领域一些最棘手难题时所面临的困难，还关乎她们仅因性别而克服的社会和职业障碍。时至今日，许多此类障碍仍然困扰着从事科学工作和学习的女性。
全球范围内，72%的科研人员为男性。只有五分之一的国家达到了所谓的“性别均衡”标准，即女性研究人员占比为45%至55%。而在少数国家中，从事科学工作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在欧盟，41%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女性。然而，在立陶宛、保加利亚、拉脱维亚、葡萄牙和丹麦，以及非欧盟成员国挪威，这些职业中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
然而，在匈牙利、卢森堡、芬兰，以及最令人意外的德国，女性研究人员占比不足三分之一。德国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从整个欧洲来看，男性在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这些行业中8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男性，而科学服务业中这一比例为55%。
在亚洲，女性在研究人员中占多数的国家包括阿塞拜疆、泰国、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科威特。
在美洲，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危地马拉、阿根廷和巴拿马的女性研究人员占比均超过50%，新西兰和突尼斯也是如此。
那么，这些国家有何特别之处？
对于部分国家，尤其是东欧和中亚国家而言，科学领域的性别均衡是其曾作为苏联及其卫星国集团成员的遗产。在当时，女性参与科学工作受到积极鼓励，且多在政府资助的机构中开展。另一些国家，如北欧国家，则得益于积极的福利和社会政策，在性别平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些政策有助于帮助女性在职场中发展。
全球范围内，女性更多受雇于公共部门。即便在拉脱维亚和阿根廷等性别均衡的国家，男性在薪资通常较高的私营部门中的占比仍然过高。
女性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代表性也更高，而在工程和信息技术领域则相对较低，因此，医学研究较为突出的国家往往在女性比例方面更为均衡。
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渗漏管道”现象，即人才流失。女孩在学校时便对科学产生兴趣，实际上，在获得学士学位的科学专业毕业生中，女性占多数。即使在硕士阶段，女性仍占多数。
然而，到博士阶段，人数急剧下降，而到研究人员阶段，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
即便女性已受雇就业，她们也常常面临严重的“玻璃天花板”。例如，在英国，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处于管理层的女性比例仅为13%。学术界同样存在这一现象。一项研究发现，生物科学研究生中有61%为女性，而其导师中女性仅占15%。另有证据表明，女性在研究经费中通常获得的资金较少，并且在为科学和技术初创企业获取风险投资方面也更为困难。
部分女性因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而不愿从事科学职业，尽管与许多其他职业一样，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职场行为的改变来解决。但更深层的文化刻板印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存在一种“女性不如男性做得好”的持续性偏见，这种偏见具有自我延续性，并且往往影响女性对自身能力和成就的认知。
然而，这些刻板印象是可以被打破的。印度的女性学习和从事工程领域工作的人数大幅增加，而工程曾被视为一门“男性化”的学科。由于就业前景良好，且人们认为其比计算机科学“更为友好”，家长们常常鼓励女儿投身工程领域。印度女工程师——即“ISRO火箭女性””——在该国太空计划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广泛赞扬。
增加科学领域的女性人数，不仅在于汇聚最优秀的人才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科学往往是高薪职业的基础，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经济安全保障，进而赋予她们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话语权。正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清楚表明，无论性别如何，这些益处都将惠及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