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企业、大学、军方及其他组织广泛使用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来评估人格。但它背后的科学依据几乎为零，甚至可能完全没有。梅尔夫·埃姆雷是牛津大学英语副教授、伍斯特学院研究员。她在新书中探究了这项测试背后的故事，书名为《人格经纪人：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的奇特历史与人格培训的诞生》。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由一对没有心理学训练的母女开发，旨在揭示人们如何感知和处理周围的世界。埃姆雷最近做客Knowledge@Wharton 广播节目，在SiriusXM上解释了为何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作为价值20亿美元的人格测试行业的一部分，至今仍吸引着大众的想象力。
以下为谈话的编辑整理稿。
Knowledge@Wharton：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做过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包括你。是这样吗？
梅尔夫·埃姆雷：我的一个小秘密是，在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之前，我曾在贝恩公司担任管理顾问。我第一次接触这项测试，就是在一次异地培训中。当时我们都被要求参加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随后一位高管人才教练来到现场，向我们解读各自的类型，以及今后在公司发展时可能具备的优势和劣势。
Knowledge@Wharton：是什么促使你写一本探讨这项测试历史的书？
埃姆雷：刚开始研究时，我并不知道迈尔斯和布里格斯是两位女性的姓氏。和许多人一样，我原以为她们是两位男性，在诊所或实验室共事，设计出这份问卷，然后通过自己在商界、军方、教会以及其他机构的人脉使它广为流传。如今，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在这些机构中都十分常见。
当我发现她们是一对母女时，这项测试的流行便让我产生了新的兴趣。这两位没有接受过正规心理学训练的女性，究竟是如何开发出如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格指标的？
Knowledge@Wharton：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埃姆雷：原因有好几个。母亲和女儿的动机各不相同。母亲凯瑟琳·布里格斯生于1875年。20世纪初，她开始认真研究心理类型时，是把它当作一种育儿工具。她关心的是，能否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判断他们属于哪种类型，进而弄清楚他们适合专攻什么。她认为这对父母很有帮助，因为这样就不会逼孩子去做他们天生不喜欢的事。她把这看作一种用于幼儿早期教育和专长培养的工具。
“到了20世纪80年代，管理咨询公司……开始重视人的个性，也开始谈论如何以特定方式推销自己。于是，类型指标迅速流行，成为自我推销的工具。”
她的女儿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在20世纪40年代承袭了母亲这种关于类型的思路。那时，各种旨在将员工与最适合其岗位匹配起来的新型人格测试纷纷兴起。她对其中许多测试颇有异议，因为这些测试把员工分成好员工和差员工，或者把人分成性格正常和性格异常。她想：“如果我设计一种指标，让所有类型一律平等，每种类型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呢？这种指标还能帮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她之所以设计这项指标，是因为她认为这确实能帮助人们找到幸福。
凯瑟琳·布里格斯在20世纪20年代读了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因此，这些类别以该书为基础。她在20世纪20年代读了这本书，随后开始撰写有关类型的文章，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实际的问卷才设计出来。
Knowledge@Wharton：这项测试最终问世后，企业和其他组织多快就接受了它？
埃姆雷：它的普及过程有点缓慢。20世纪40年代，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在费城与美国最早一批人事管理顾问之一共事。[这位顾问]开始向他最大的客户推销这些指标，客户包括通用电气、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这些公司用它让首席执行官评估自己、面试求职者，还用来判断是否应向某些类型的人收取更高的人寿保险保费。
起初，它只是零星地传播，客户和采用它的公司都各自为政。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成为一种极受欢迎的人格思考框架。那时，管理咨询公司和华尔街大型机构开始重视人的个性，也开始谈论如何以特定方式推销自己。类型指标随即迅速流行，成为自我推销的工具。
Knowledge@Wharton：军方也相当广泛地使用这项测试，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吗？
埃姆雷：首位从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的雇主、那位顾问手中购买这项测试的人，是唐纳德·麦金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战略情报局的S站。这是一项秘密行动，负责把间谍派往他们认为最适合其个性的秘密任务。麦金农会对潜在特工进行[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还会结合其他一些心理测试、角色扮演、访谈等方式，评估他们的个性。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国防部、中情局以及较近代的军事机构也在使用这项测试。
Knowledge@Wharton：你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类测试的兴起。但几十年来，企业一直想了解求职者的个性，因为他们希望这个人适合岗位。
埃姆雷：这就是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在20世纪40年代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感兴趣客户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威廉·H·怀特出版了《组织人》一书，探讨的正是一个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能被认为适合企业职场。关于什么样的员工适合白领工作的讨论，确实由来已久。更准确地说，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脱颖而出，成为这些讨论围绕展开的主要工具。
Knowledge@Wharton：这项测试推广开来时，有人批评它是营销工具，而非教育工具吗？
埃姆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一家机构有意成为它的主要出版方，那就是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他们负责组织SAT考试。他们想找到一种人格测试，能在人格测试领域发挥SAT在能力测验领域的作用，也就是让每所大学都用它来辅助招生录取。
“这是一种说服员工的方式，让他们相信雇主关心自己的最大利益，但雇主也许并非如此。”
他们试图验证这项测试，却没能做到。他们的统计学家团队找不到可行的方法。他们就是无法证明这份问卷测量了其声称要测量的类别，也无法证明它具有可靠性。参加测试的人中，超过50%第二次测试时得到的结果与第一次不同。
有意思的是，在这项测试发展史的那个阶段，ETS的人开始这样说：“雇主让求职者参加人格测试时，员工往往会感到疏离，觉得自己受到了评判。如果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可以交给员工本人做，并把结果告诉他们，让他们不那么疏离，而是觉得雇主有兴趣帮他们找到最适合的工作，或者更广泛地说，有兴趣帮助他们实现自我，那么会怎样？”
当他们不得不面对测试缺乏科学效度和可靠性这一事实时，这项指标便承担了一种截然不同、更加柔和的功能。它成了一种说服员工的方式，让他们相信雇主关心自己的最大利益，但雇主也许并非如此。
Knowledge@Wharton：“指标”这个词对测试很重要，因为它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正在受到评判，对吗？
埃姆雷：完全正确。参加当代的迈尔斯-布里格斯培训时——为了写这本书，我也参加过——他们一开始会告诉你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要把它称作测试。因为测试有正确和错误的答案，也会根据受试者答题的好坏给他们划分等级。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同义反复，但指标不过是一个工具，它会根据你向它透露的信息，向你指示某些内容。
把它称作“指标”，并像他们那样描述它，也是回避效度问题的一种方式。提供这些[迈尔斯-布里格斯]课程或培训项目的人，判断指标是否有效的方法，就是看你本人是否认同它揭示给你的类型。如果你不认同，他们常会说：“也许你做测试时的心态不对。也许你是以工作中的自己或社交时的自己来作答。也许你没有以真实的自己来回答。”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把这个真实的自我称为“脱鞋后的”自己。
对那些依据这项指标销售、营销和授课的人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你是否满意得到的结果。我在书中提出的更宏大的论点是，归根结底，我并不太在乎围绕效度或可靠性的这些争论。我基本上默认它没有效度，也不可靠。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我更感兴趣的是……类型的语言，比如外向和内向这些类别，甚至是通过“我是ENTJ”这样的说法来介绍自己。为什么这种语言如此普遍？无论它在科学意义上是否真实，我们又为何能从中找到意义？
Knowledge@Wharton：现在的人格测试是否比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刚问世时更多？
“去年剑桥分析公司的消息曝光时，这个案例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最初人格测试被当作一种特洛伊木马。”
埃姆雷：这类测试确实更多了，市场也扩大了。20世纪90年代，相关文章提到的行业规模大约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去年公布的一份Facebook内部报告估算，市场规模约为20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确实扩大了。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人格测试和分析模型比迈尔斯-布里格斯多得多，但迈尔斯-布里格斯仍然最能吸引我们的想象力。比如，你很少会看到有人在网上交友资料中写上自己的大五人格档案或九型人格类型，却常常能看到他们写上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BuzzFeed上也有关于迈尔斯-布里格斯的测验和类型表，告诉你你的类型对应哪位《权力的游戏》角色。这种产品始终最能吸引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相信它能说明“我们是谁”。
去年剑桥分析公司的消息曝光时，这个案例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最初人格测试被当作一种特洛伊木马。你参加人格测试，并勾选服务条款框，就允许剑桥分析公司抓取你的Facebook个人资料数据。这让我意识到，人格测试已经变得足够无害，以至于有人可以用它引诱你交出数据，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它确实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我们对它的疑虑也比过去少了。
Knowledge@Wharton：母女二人开发这项测试时，有人担心她们没有接受过正规心理学训练吗？
埃姆雷：我认为当时没有这种担忧，原因有两个。首先，那时心理学还是一门相对新兴的学科，在高等教育中制度化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凯瑟琳·布里格斯在家中做的事、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在家中做的事，与亨利·默里在哈佛心理诊所或唐纳德·麦金农在战略情报局所做的事之间的差距，远比今天看起来小得多。这是我认为当时不会有人觉得惊讶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很多人误解了我对这是一对母女这一事实的关注，以为我因此认为这项工作应该被否定，因为她们是两位没有正规训练的女性。无论从自传角度，还是作为一位母亲，我尤其感兴趣的一点是，母亲的身份可以让人进入另一种认知过程，获得另一种知识。我认为这两位女性深信，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所做的工作教会了她们一些东西，不仅关乎人格，也关乎如何应对每天争夺你时间和注意力的各种不同个性。那不就是管理工作吗？那是一种管理劳动。我认为，即便她们不太懂得如何表述，她们也凭直觉理解这一点。
Knowledge@Wharton：你认为人们今后还会普遍希望参加迈尔斯-布里格斯等测试吗？
埃姆雷：我认为会。如果不是迈尔斯-布里格斯，也会有别的东西取而代之。我认为，人们渴望它所呈现的那种自我认知。它以一种轻松易懂的方式呈现这些认知，这一点让我们着迷。我还认为，它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周围有足够多的人懂得类型的语言，所以如果我告诉你我是ENTJ，你就能准确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你甚至可能会想到一些同样属于ENTJ类型的名人、文学人物或电视明星。它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纷乱复杂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