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主义正在抬头。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极右翼示威者高喊“血与土”、举着“犹太人取代不了我们”的标语牌，到针对瑞典犹太会堂的袭击、针对法国犹太洁食餐馆的纵火袭击，以及仇恨犯罪激增，受害者都是英国犹太人。反犹主义似乎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中东似乎无休无止的冲突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它们在西方催生了分裂性的国内政治。但反犹主义的蔓延能否归因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有一点很明确：反犹主义已经出现，而且正在愈演愈烈。
反犹主义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露出丑恶面目，无论是政党内部的辩论，还是有关政治和商业领域存在阴谋性网络或计划的指控。甚至有人指称，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行为不知为何与他的犹太血统有关。
然而，如果只关注当代反犹主义的现实背景，我们就会忽略一个核心却令人深感沮丧的事实。《大西洋》杂志主编杰弗里·戈德堡说得很准确：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犹太人的古老而根深蒂固的敌意正在重新浮现，二战的野蛮暴行则逐渐淡出集体记忆。
戈德堡说，在集中营阴影笼罩下的70年里，反犹主义在文化、政治和思想领域都不可接受。但如今，“我们正在见证……欧洲生活中一个非同寻常时代的终结，也就是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所享有特殊地位的时代”。如果不了解反犹主义古老的根源，我们或许就无法充分理解当前这一趋势的阴暗意义，仇恨也可能不受质疑地左右民意。
反犹主义被称为历史上最古老的仇恨，而且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它源自强有力的先例和代代相传的刻板印象，也由此延续。但它也会变换形式，映照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因时而生的恐惧与焦虑。由此看来，它是古老偏见在现代的表现；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偏见可追溯至古代和中世纪。
古老的仇恨传统
“反犹主义”一词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推广。他的论战文章《犹太教对德意志的胜利》（Der Sieg des Judentums über das Germentum）发表于1879年。从表面上看，马尔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现代人。他明确驳斥了长期以来基督教针对犹太人的毫无根据却由来已久的指控，例如弑神罪，或犹太人以仪式杀害基督教儿童。相反，他借鉴了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时兴的理论（勒南认为，历史是犹太闪米特人与雅利安印欧人之间一场塑造世界的竞争）。马尔认为，犹太人对德国构成的威胁是种族性的。他称这种威胁源于犹太人不可改变且具有破坏性的本性，以及他们的“部族特性”和“异质本质”。
马尔这样的反犹主义者试图通过否认自身现代世俗意识形态与过去非理性、迷信的偏执之间存在任何联系，来维护其思想上的体面。一些当代反犹主义者也采用了这一策略，他们将自己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相联系；这一意识形态的确切定义因此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但从前现代到现代，这种对犹太人持续不断的敌意，许多人都已清楚地看到。
美国历史学家约书亚·特拉赫滕贝格在二战期间写道：
现代所谓的“科学”反犹主义并非希特勒的发明……它主要在中欧和东欧盛行，在那里，中世纪的观念和状况一直延续至今；支撑当下对犹太人普遍情感敌意的中世纪犹太人观念，过去根深蒂固，如今依然如此。
事实上，直到大屠杀发生之前，反犹主义在西欧的盛行程度不亚于中欧或东欧。比如，1894至1906年间，法国社会因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诬告为德国间谍并定罪而陷入激烈分裂。保守派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天主教徒与犹太人也彼此对立。
然而，特拉赫滕贝格认为，许多塑造现代反犹主义的人深受更古老的“中世纪”宗教偏执传统影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由俄罗斯编辑谢尔盖·尼卢斯编造。他是政治上的反动派、极端正统派，也是自封的神秘主义者。这份伪造文件粗劣恶劣，却影响深远，声称犹太人策划了统治世界的阴谋。
面对现代性对传统宗教、社会等级和文化带来的挑战，尼卢斯心怀恐惧与仇恨。他深信敌基督即将降临，并认为不相信“锡安长老”存在的人，不过是受了“撒旦最伟大的诡计”蒙骗。
因此，现代反犹主义无法轻易与其前现代先例割裂开来。天主教神学家罗斯玛丽·鲁瑟指出：
那个神话中的犹太人，是基督教信仰、灵性和救赎永恒的阴谋之敌……他被塑造成世俗工业社会弊病的替罪羊。
古代是否存在反犹主义？
一些学者会把目光投向基督教兴起之前的世界，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态度中寻找持久敌意的起源。宗教学学者彼得·舍费尔认为，一神论犹太信仰的排他性、犹太人似乎自视为蒙选之民的傲慢、拒绝通婚、守安息日以及实行割礼，都使犹太人在古代成为特别受憎恶的对象。
在古典文献中寻找敌视犹太人的例子并不难。政治家兼律师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曾提醒陪审团注意“犹太金钱令人厌恶”，并指出他们“[抱团]”，而且“在非正式集会中颇有影响力”。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约公元56—120年）蔑视犹太人“卑劣可憎”的习俗，对那些放弃祖先之神、改信犹太教的同胞深感不安。罗马诗人和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约公元55—130年）同样厌恶改信犹太教者的行为，并谴责犹太人普遍酗酒闹事。
这几个例子或许表明古代存在反犹主义。但没有多少理由认为，犹太人遭受的是某种特定偏见，而非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蛮族”普遍表现出的蔑视，尤其是对被征服和殖民的民族。尤维纳利斯对希腊人和罗马的其他外国人也同样粗鲁。他愤愤不平地抱怨：“我无法忍受……罗马城里的希腊城。可这群渣滓又有多少不是来自希腊？”认识到尤维纳利斯偏见的全貌后，他对犹太人的刻薄言辞或许更能说明一种范围广泛得多的仇外心理。
“杀害基督的人”
早期基督教神学为反犹主义奠定了最清晰的基础。《反犹论》（反对犹太人的论辩）传统在基督教历史早期便已形成。大约公元140年，基督教护教士殉道者游斯丁在罗马传教。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与犹太人特里弗的对话》中，特里弗指出，基督徒声称接受犹太经典，却拒绝遵循《托拉》（犹太律法），立场自相矛盾；游斯丁则试图对此作出回应。
游斯丁回应说，遵守犹太律法的要求只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惩罚。虽然他仍承认犹太人可能获得救赎，却主张旧约已经终结，并对特里弗说：“你应当明白，过去赐予你们民族的[上帝恩宠]，已经转到了我们这里。”然而，游斯丁真正关心的并非犹太人，而是他的基督徒同道。当时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不同教派争相吸纳信徒；他努力阻止外邦人改信基督教后遵守《托拉》，以免他们彻底转而信奉犹太教。
诋毁犹太人是游斯丁修辞策略的核心。他指称犹太人迫害基督徒，而且从他们“杀害基督”之后就一直如此。这种恶毒指控很快又出现在其他教父的著作中，例如德尔图良（约公元160—225年），他称“犹太人的会堂”为“迫害的源头”。
使用这类辱骂性言辞，意在解决基督教会内部的争论。这些著作中的“犹太人”只是象征，并不反映犹太人的实际行为或信仰。当德尔图良试图驳斥基督教异端分子马吉安的二元论教义（约公元144年）时，他需要证明，《旧约》中复仇的上帝确实与基督教《新约》中仁慈、怜悯的上帝是同一位。他通过将犹太人描绘成格外邪恶、特别应受正义之怒的对象来达到这一目的；德尔图良由此论证，正是犹太人的行为和罪恶解释了《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差异。
为说明这种独特的恶意，德尔图良将犹太人描绘成否认先知、拒绝耶稣、迫害基督徒并反叛上帝的人。这些刻板印象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塑造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态度，使犹太社群容易遭受周期性迫害。迫害形式包括大屠杀，例如1190年的约克屠杀；也包括“种族清洗”，如驱逐犹太人：1290年被逐出英格兰、1306年被逐出法国，以及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
_-_Portr%C3%A4t_des_Martin_Luther_(Lutherhaus_Wittenberg).jpg)
尽管这种丑恶偏见往往使现实中的人们受苦，但反犹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之所以长久延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象征性和修辞力量。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尼伦伯格总结道：“反犹主义是一种可以有效用于几乎任何问题的工具，也是一种几乎可以用于任何战线的武器。”几个世纪以来，这件武器造成了毁灭性后果。1543年，马丁·路德猛烈抨击教廷，称罗马教会为“魔鬼的犹太会堂”，并指天主教正统派在贪婪和物质主义上是“犹太式的”。1790年，英裔爱尔兰保守派人士埃德蒙·伯克发表其宣言《法国革命论》，谴责革命者是“犹太掮客”和“老犹太街”。
从马克思主义到好莱坞
尽管卡尔·马克思有犹太血统，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沾染了反犹主义。1843年，卡尔·马克思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基督教遭到“犹太化”的结果：
犹太人以犹太人的方式实现了自身解放，不仅攫取了金钱的力量，而且通过他，也在他之外，金钱成了一种世界力量，犹太人的实践精神也成了基督教人民的实践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金钱是以色列的嫉妒之神，其他任何神都不能立于其前……犹太人的上帝已被世俗化，成了世界之神。
从政治光谱各端来看，仍有人随时准备动用尼伦伯格所说的西方政治话语中“最有力的谴责语言”，通常借助阴谋、网络和关系网之类的说法。2002年，左倾杂志《新政治家》刊登了丹尼斯·休厄尔和约翰·皮尔格的文章，讨论英国是否存在“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比起他们的文章，更具争议性的是封面插图，它被选来引出这一主题，沿用了犹太人秘密操纵、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熟悉套路：一颗金色大卫之星落在英国国旗上，标题写着：“犹太洁食阴谋？”次年，资深工党议员塔姆·戴利尔指控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受到一个犹太顾问集团的不当影响”。如今仍有人使用这类说法。
在极右翼阵营中，白人至上主义者迅速将其由来已久的犹太人作恶与掌权幻想投射到当代事件上，无论两者看起来多么无关。2017年8月，美国围绕那些纪念在内战期间反叛联邦、捍卫奴隶制之人的纪念碑未来展开激烈辩论，这种现象很快显现出来。纪念那些曾经叛乱者的纪念碑成为美国激烈辩论的焦点。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示威者抗议拆除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的雕像，并开始高喊“犹太人取代不了我们”。记者埃尔斯佩思·里夫问其中一人为何如此，他回答说这座城市“由犹太共产主义者掌控”。
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刊出对韦恩斯坦严重性不当行为的指控后，极右翼很快将他描绘成整个美国社会“永恒的阴谋之敌”的代表人物。三K党前首领戴维·杜克在其网站上写道：“哈维·韦恩斯坦事件……是一个案例，说明犹太人对我们的媒体和文化产业的主导地位具有腐蚀性。”
“我们这个时代的仇恨……”
针对这类言论，《大西洋》杂志的艾玛·格林敏锐地指出：“反犹主义套路经久不衰，而且很容易渗入各种偏执表现之中，这令人不寒而栗地提醒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仇恨与历史押韵，并且很容易借助那些历久不变的反犹谬论宣泄出来。”
正如反犹仇恨犯罪激增所显示的那样，这里存在真正的危险。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始终可能把对象征性犹太人的仇恨，转变为对现实中犹太人的迫害。鉴于2017年记录在案的反犹事件显著增加，我们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这种偏执正在变得“正常化”。
例如，欧洲犹太人大会对波兰反犹行为增加表示“严重关切”。右翼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该组织称，政府“正在切断……与犹太社群官方代表的沟通”，而“‘法西斯口号’以及社交媒体和电视上的令人不安言论不断增多，民族主义……团体的旗帜也在国家仪式上出现”。
为回应这些担忧，欧盟基本权利署将于2018年牵头开展一项调查，研究欧盟内部的反犹主义。该署署长迈克尔·奥弗莱厄蒂正确地指出：“尽管人们反复努力根除这些由来已久的偏见，反犹主义在欧洲各地仍然令人深感忧虑。”
鉴于这一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且具有跨越时代不断翻新的能力，人们很容易对又一次“根除它”的努力前景感到悲观。但对反犹主义本质的历史认识，或许能成为挑战偏见者的有力助力。古老的套路和轻蔑之辞或许会披上现代外衣，但即使是轻描淡写地指称存在阴谋性的“游说团体”和“集团”，也应被认清其本来面目：这是对一种古老仇恨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动员，而这种东西在我们的时代不应有容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