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4000万人陷入性剥削困境,联合国称

Young Nigerian women, rescued from human traffickers, gather in a shelter on the outskirts of Moscow, Russia February 21, 2019. Picture taken February 21, 2019. REUTERS/Maxim Shemetov - RC12B8705CF0
Sex trafficking is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forms of modern slavery.Image: REUTERS/Maxim Shemet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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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辛年仅六岁时,母亲便安排她到尼日利亚阿布贾市的一户人家做无薪女佣,对方承诺会供她上学。

她的家乡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母亲难以挣到足够的钱养活三个孩子。然而布莱辛到达阿布贾后,并没有上学,这户人家让她全天候劳作,如果她忘记了某项家务,就用电线抽打她,还给她吃变质的剩饭。

后来,她的母亲搬到这座城市,想离女儿近一些,但每当母亲前来探望时,布莱辛都无法与母亲单独相处。

她谈及这户人家时说:“他们会告诉我,我妈妈要来了,我不能把我遭遇的事情告诉她,我甚至不能说任何话。”

“如果她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应该说我过得很好,他们这样告诉我。”

在世界纪念首批有记录的非洲奴隶抵达北美400周年之际,奴役现象依然是现代社会的祸害。据联合国估计,超过4000万人陷入强迫劳动、强迫婚姻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之中。

如今11岁的布莱辛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之一。在经历两年的隔离和虐待后,她于2016年获得“妇女贩运与童工根除基金会”(WOTCLEF)的救助。该基金会是一个反人口贩运组织。布莱辛目前仍由该基金会照料,基金会同意她接受本报道的采访。

根据人权组织“自由行基金会”与国际劳工局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非洲的奴役现象最为普遍,每1000人中就有超过7名受害者。该报告将奴役定义为“一个人因受到威胁、暴力、胁迫、欺骗和/或滥用权力而无法拒绝或离开的剥削境况”。

性工作者遭受贩运的情况十分普遍,其中许多人被骗,以为自己会找到其他工作,这是现代奴役中最普遍、最具虐待性的形式之一。

克劳迪娅·奥萨多洛和普罗格雷斯·奥莫维的经历表明,贫困如何加剧了妇女受剥削的脆弱性。

奥萨多洛位于尼日利亚南部的贝宁城的家庭陷入困境后,她辍学离开大学,并在一位表亲告诉她有人可以帮她在俄罗斯找到工作、且路费由对方承担后,动身前往俄罗斯。2012年6月,她与另外三名她并不认识的女孩一同离开尼日利亚。抵达俄罗斯后,一位“女老板”前来接她。

奥萨多洛如今28岁,她称自己被迫卖淫,每天被迫与多达20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因此身体内部受伤。她被困了三年,那位“女老板”每两周就会上门,几乎拿走她所有的钱。

她在讲述所经历的创伤时哭了起来,并谈到自己能够逃脱,多亏她在一个地铁站偶然遇到了国际移民组织(IOM)的一名代表。

“我觉得自己为家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她说。“但我感谢上帝,我还能活着回来。”

奥萨多洛在尼日利亚慈善机构“探路者司法倡议”的支持下,回到贝宁接受裁缝培训,之后得以重新融入社会。

33岁的奥莫维在2015年离开尼日利亚寻找工作后,同样沦为奴隶。她向一名中间人支付了70万奈拉(2290美元)——这笔钱是她借来的——请对方将她偷运穿越撒哈拉沙漠前往利比亚,并希望最终能抵达欧洲。

像这样被偷运穿越非洲的人,其最终目的地往往是欧洲,但很少有人能走到那里。许多人抵达利比亚后被监禁,或被当作契约劳工出售。据援助团体称,有些人甚至被拿到奴隶市场上出售——这令人不寒而栗,让人想起数百年前跨撒哈拉奴隶贸易的历史。

奥莫维表示,她抵达利比亚后,开始在的黎波里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做清洁工,长时间工作,且常常饿着肚子。

她说:“我在那户人家工作了三个月,他们却没有付给我工钱。”

另一名中间人承诺会安排奥莫维前往意大利,帮助她脱身,但她在利比亚海岸被警方抓获,并被拘押了六个月。同年7月,她在一项帮助难民和移民的国家计划下返回尼日利亚。自2017年以来,该计划已帮助超过1.4万名尼日利亚人回国。

布莱辛和克劳迪娅·奥萨多洛为化名,系应当事人要求为保护其匿名身份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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