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援助持续减少，使发展中国家一半的年轻人——其中约有8亿名儿童——无法获得他们未来谋得有意义工作的必要教育。今年，教育援助总额（来自双边和多边渠道）从132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如今仅占全球援助预算总额的7%。这意味着，全球所有发展援助分摊到每名有需要的儿童身上，价值略高于10美元，甚至不足以购买二手课本。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西方落后100年。在非洲，平均每名儿童每年仅获200美元的教育经费，而发达经济体的投入是其40倍：每人9,500美元。尽管国际社会已承诺到2030年实现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但从现在到那时，每年至少有2亿名儿童将失学；另有4亿名儿童无法完成小学教育。非洲和亚洲国家看似劳动力充足，但教育经费不足造成的普遍技能短缺，将使这些国家无法吸引推动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外来投资。
在全球层面，专用于教育的援助占比自2007年11%的峰值以来持续下滑，尽管众所周知，教育是实现联合国关于健康、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欧盟最近宣布将其人道主义援助的10%用于教育，这一举措值得欢迎，但远远不够。
是的，国际社会取得了一些相对成果，例如为近60%的叙利亚难民提供了课堂席位。但事实是，全球3000万名流离失所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其中1200万是难民——将在整个学龄期从未踏进过学校。在全球35个冲突地区，7500万名儿童目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失去了未来就业的前景。
显然，国际教育援助必须增加。然而，仅初等和中等教育每年就存在4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因此我们也清楚，需要采取新的方式。除了动员私人资金来源，我们还必须让现有援助（今年为130亿美元）发挥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为受援国政府增加自身教育投资创造激励。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一年，众多私人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基金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基金相继成立，以满足社会影响投资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印度，法律现已要求雇主将2%的利润用于慈善事业。世界各地的企业也被要求编制纳入环境和社会影响权重的账目。
长期以来，教育援助领域在创新融资方面落后，如今也开始采用创新融资方式。新的融资工具中最重要的是国际教育融资委员会的
国际教育融资机制，该机制将于今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启动。IFFEd计划为教育筹集额外100亿美元，其基础是另外两项近年来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公私合作项目。
第一项是国际免疫融资机制。该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通过发行资本市场债券筹集了逾60亿美元；债券将在30年内偿还，资金来自澳大利亚、巴西、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南非、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承诺出资。IFFIm为Gavi疫苗联盟筹集资金，已帮助为7亿名儿童接种疫苗，挽救了约500万名儿童的生命。
IFFEd的第二个灵感来源，是推动新药上市的预先市场承诺（AMC）模式。通过一项规模达15亿美元、用于肺炎球菌疫苗的AMC，Gavi与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机构、捐助国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道，帮助为接种疫苗的儿童达4900万名，并避免了五岁以下儿童中25万例肺炎死亡。
IFFEd采用类似架构的公私合作模式，旨在终结教育援助资金时断时续的局面。它将为5至16岁的儿童提供持续稳定的教育融资，而不是依赖一个时开时关的资金水龙头。在各国承诺出资的联盟提供20亿美元资金后，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将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四倍的资金。此外，通过设立20亿美元的利息补贴机制以降低利息支付成本，它们还可额外提供100亿美元教育援助，使当前援助规模几乎翻倍。
2015年，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承诺从“数十亿迈向数万亿”，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需求”。他们认识到，公私合作在最大限度提升国际援助价值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现在，我们必须将承诺付诸行动，以免再次辜负发展承诺。如果我们能让整整一代儿童接受教育，就将创造历史。现在就该行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