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活动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的最新著作不可不读，尽管读来令人愤怒。看似讽刺的是，《看不见的女性：揭露一个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中的核心人物是一名男性，但佩雷斯有力地指出，我们的世界是围绕“默认男性”这一形象设计的。
不幸的是，默认男性也被当作“人类”的代称，对女性造成的后果从令人恼火（厕所排队时间更长、手机不适合我们的手）到可能致命（防护服无法起到保护作用、心脏病发作被误诊）不等。
佩雷斯的分析范围广泛、令人信服；无论你自认为多熟悉默认男性思维造成的扭曲，这本书中仍会有一些例子再次令你愤怒。
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在全球范围内，室内空气污染是女性死亡的最大环境风险因素，也是五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手？炉灶产生的有毒烟雾也是主要诱因之一。女性通常承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工作，这意味着性别角色实际上正在夺走她们的生命。这本书的妙处在于，它让你不禁思索，自己怎么可能此前竟对此一无所知。
信息的力量
这是一本探讨知识如何生成、分享和再生产的书，促使读者思考我们自身认知的局限，并寻找新的认知方式。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佩雷斯本人的权威不断遭到一些男性挑战；他们随手谷歌搜索一番，就想压过她多年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萨菲娅·乌莫贾·诺布尔关于压迫性算法的研究，本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把谷歌当作这类问题的权威来源是多么荒唐。
佩雷斯作为一名身处公众视野的女性主义者，其经历揭示了女性获得关注的双刃剑效应：她曾因建议英格兰银行发行一张印有女性形象的纸币，而收到死亡和强奸威胁。
从一个角度看，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正日益受到关注，这令人鼓舞；例如，国际特赦组织最近就推特平台的有害性开展了研究。但当辱骂仍在继续时，实在难以感到鼓舞。
默认男性污染了我们谈论这些问题时使用的语言。女性主义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在《纽约时报》上精彩地阐明了这一点。她指出，#MeToo运动做到了法律未能做到的事：曾经不被相信、遭到贬低的性侵女性，如今得到了信任和重视。但麦金农也指出，法院“墨守成规，远不如文化灵活”，前路依然漫长：
关于报复行为的法律标准——这是受害者不报案背后最大的担忧之一——需要改变，以保护[报案的女性]。在文化层面，人们仍会说女性“指称”或“声称”自己遭到性侵，而被指控者则“否认所称的事实”。如果我们转换重点，说幸存者“报案”，而被指控者“声称”或“宣称”事情并未发生，会怎样？
麦金农指出，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有偏颇——偏袒男性被告，同时将女性的陈述视为可疑。她建议调整重点，但仍清楚表明这些陈述存在争议，只是不再偏袒男性的观点。
在报道男性对女性施暴时，这种偏颇尤其有害。例如，最近在英国，Level Up——一个致力于消除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的组织——成功游说独立新闻标准组织制定报道家庭凶杀案的准则，以避免报道与受害者有亲密关系的男性杀害女性时，常见的那些令人作呕的陈词滥调。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说法：“好好先生”只是因为某种自认为受到冒犯的事“突然失控”，而他们曾有家庭暴力史却只在报道中一带而过。包括零容忍在内的女性主义组织有力地指出，记者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好。
提高意识
但佩雷斯这本书最有力的启示之一，是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影响。女性主义就是一个消除这种偏见的过程，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因此，尽管我从佩雷斯的书中学到了很多，但读到城市规划“未能考虑女性遭受性侵的风险”时，我也不禁皱眉。我从中听到了责怪受害者叙事的回响：这种叙事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遭受性侵，而不是问男性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对他人实施性侵。
与此同时，这本书本身也建立在大量性别化劳动之上，而这些劳动只有一部分可见。佩雷斯在全书中严谨地为自己的论点标注出处，但她的尾注常常只提供网页链接，而不是完整引文（完整引文会注明已发表的来源，以明确承认他人的贡献）。
引用规范真的重要吗？佩雷斯在《精英政治的迷思》一章中给出的答案是：重要。她指出，女性被引用的次数系统性地少于男性；女性学者也比男性更有可能在研究中挑战默认男性思维。有鉴于此，如果不点名书中所依赖研究的众多研究者，就有延续这一问题之虞。
因为默认男性的问题就在于：他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