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党派对立尖锐、政治化的时代，许多政策提案一经提出就被贴上“左翼”或“右翼”标签，党派人士也像照本宣科一样，对其大加赞扬或贬斥，几乎没有空间讨论其合理性或影响。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但有一种办法或许能帮助我们超越这种政治分歧：利用数据，聚焦于对社会产生最大积极影响的政策和投资。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象牙塔里构想出的理想主义思想实验，但数据驱动的政策正在多个国家产生现实影响。
在孟加拉国，政府正正式研究一些措施；当地及世界各地的独立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最有助于提升繁荣水平和福祉。在海地，当地和国际专家也在研究数十项旨在实现同一目标的政策构想。
在这两个国家，成熟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正被应用于各种干预措施，包括扶贫措施、农业关税、儿童免疫接种、法律援助改革、电子政务解决方案以及重建武装部队。
成本效益分析乍听之下似乎冷冰冰，甚至可能显得残酷。它把复杂的政策简化为一组直截了当的数字：如果我们额外投入1美元（或欧元、塔卡、古德或比索），就能获得x倍的回报。
这种简单表述背后，是专家进行的复杂计算。以项目海地优先研究的一项投资为例：农林复合经营，即帮助农民在作物和牧场中种植树木。
这当然会带来经济效益：农民可以通过出售树叶、种子和木材获得额外收入。它也会带来社会效益：由于新增作物的营养价值高于目前种植的作物，营养不良率会有所下降。此外，它还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例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水流以降低洪灾风险，并促进自然授粉过程。
成本效益分析涵盖了所有这些方面：经济效益、对本国的社会效益，以及对全球的环境效益（也可能包括环境成本）。因此，这种方法跨越了政治光谱。
对联合国发展目标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是最有效的发展政策之一，可使1.6亿人摆脱贫困，并让发展中国家的每个人平均增加1,000美元的收入。自由贸易虽然不受特朗普政府青睐，却是右翼的典型主张。但研究阐明了它对全球处境最艰难群体的益处，也为左翼重新考虑反对自由贸易的立场提供了理由。
相反，另一项备受推荐的发展优先事项——改善避孕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及性——得到左翼的大力支持，却常遭右翼反对。研究指出，这不仅能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也能带来经济效益，或许能让右翼有更多理由重新审视这一议题。
通常，政府只会在有限范围内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一次只考察一项政策。这种零散做法使政策之间无法比较。相反，纳税人的钱往往被用于那些最受媒体关注或拥有最积极利益相关方的议题。
成本效益分析不应成为政府决策的唯一依据。但对于孟加拉国和海地这样的国家，它能提供至关重要且独立的数据依据，帮助政府作出审慎决策。
在孟加拉国，三项首要优先事项由研究和专家小组共同确定，该小组成员包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孟加拉国发展领域的专家：电子政务解决方案、加强结核病防治以及儿童营养。这项工作也为《国家营养行动计划》和“数字孟加拉国”政策提供参考。孟加拉国政府的智库正协助向各部委和政府机构传播排名靠前的解决方案信息。
海地的研究仍在进行，但早期结果令人期待。一项出人意料的研究考察了创伤和疾病导致的可预防死亡。该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还在探讨卫生系统面临的诸多挑战。但一种解决办法可能是增加救护车数量。目前，只有2%的事故和紧急情况能由免费救护车到达，而海地人口达1,000万，全国此类救护车却仅有100辆。
海地公共卫生与人口部经济学家R. Christina Daurisca发现，建立全国救护车网络每年可挽救近4,000条生命。但这项计划每年耗资约3,300万美元，占海地全国预算的1%以上。每投入1美元，就能产生近3美元的社会效益——这是一项稳健但称不上卓越的投资。
短期内，一种规模较小的方案或许能让每一美元发挥更大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培训教师和社区领袖，使其能够担任护理人员和急救人员，一次性成本仅为110万美元，却可每年挽救约700条生命。每投入1美元，就能创造16美元的社会效益，为海地带来更大帮助。
针对海地、孟加拉国以及即将开展的印度两个邦的研究，有助于提供依据，让我们都能回答这个问题：“额外资源投向哪里，最能优先造福大众？”我认为，每个国家的政策讨论都应参考这种方法。
这些答案注定会让政治分歧双方的人都有人欢喜、有人不快。更加重视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公正分析，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所有人都能认同的最明智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