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数学、科学、音乐、体育还是金融，各类人才都均匀分布在世界各地，即使是最稀缺的顶尖人才也是如此。然而，机遇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能让机遇跨地域流动，并以较少偶然性的方式将其与人才匹配，就能为发挥未充分利用的人才创造广阔空间。
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就经历过这种情况。20世纪70年代，我的家人离开苏联前往美国。我曾就读的苏联学校相当不错（俄罗斯学校现在依然如此，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但机遇十分稀少，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和金融领域，而我后来得以在美国涉足这些领域。
我相信，今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能够为我们提供工具，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拉平机遇差距，释放世界各地的人才。尽管这些工具和移动技术创造了更多机遇，但它们的应用并未在全球各地均衡展开。
决定机遇的各种复杂因素并不容易拆解和优化。以经济流动性这一机遇的衡量指标为例，即个人或群体沿经济阶梯向上发展的能力。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涵盖148个国家的报告指出，尽管性别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在高收入国家，经济流动性却在过去30年停滞不前；发展中世界的情况最糟，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南亚和非洲。世界银行对此给出了一个复杂的解释，强调教育不足以及低绩效在几代人之间持续延续。换言之，如果你的父母和祖父母自己都没能接受多少教育，那么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就格外困难。
最发达经济体既拥有优质教育机构，也有充足的经济机遇；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只具备其中一项，或者往往两者皆无。好消息是，根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全球整体趋势似乎正在改善：2018年，在189个国家中，联合国将59个国家划入人类发展水平极高组，38个国家划入最低组。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6和49。这是显著进步，尽管速度并不快。但这种进步十分脆弱，容易受到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气候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冲击。
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三个维度：健康（或预期寿命）、生活水平（或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大致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联合国排名第一的挪威，2017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6年。综合指数排名第49的俄罗斯略低，为12年；排名第157的尼日利亚则低了近50%，平均为6.2年。总体而言，47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受教育水平最低，生育率最高。
此外，还可以看看由传统基金会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标。这家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编制的指数涵盖180个国家，并已连续六年上升，但传统基金会认为，全球整体经济仅处于中度自由水平。约有96个国家被认为自由、大体自由或中度自由，另有84个国家大体不自由或受到压制。归根结底，被评为自由或大体自由的经济体，其收入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数十亿年轻人面临的挑战。然而，这个等式的另一面充满潜力，因为人才数量正随着世界人口增长而呈指数级增长。看待时间时，不妨不只把它视为年代的尺度，也从人类生命数量的角度来衡量：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人类用了约20万年才在1804年达到地球人口10亿；此后，新增10亿人口用了123年，第三个10亿用了33年，第四个10亿则用了14年，于1974年达到。如今，地球人口约为77亿。
如果得到适当培养，这些不断壮大的人才群体将继续寻求施展才华、发挥能力的机会。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汇聚了多元创新人才的指标之一，是获得专利者的构成。在美国，专利数量数十年来稳步增长，但增长更快的是授予美国境外居民的专利数量及其占比。1950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43,039项专利，其中约10%授予境外居民。2015年，授予专利约298,407项，其中57%授予境外居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表明，美国研究型博士学位也呈现类似趋势：1957年至2016年，科学和技术领域博士学位数量年均增长3.3%；到2016年，持外国签证者获得了其中的27%，较2006年增加39%。
这些统计数据很有说服力，但衡量的只是那些已经接受教育、负担得起前往美国的费用并能支付进入美国学术机构的成本，且能够在美国公司或研究中心谋得职位的人。这只是我们已知存在的人才中的一小部分。现在是时候发掘这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且不断壮大的人才群体，让教育和机遇更容易获得。
仅仅在此前无法接入互联网的地区铺设网络还不够。我们必须建立项目和平台，将资源和具体机遇直接带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在WorldQuant，我们搭建平台，使我们能够发掘以往从未触及地区的人才。除这项业务之外，我还创办了非营利组织WorldQuant University，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金融工程在线硕士课程，以及一个数据科学学习模块。WQU免收学费，让有兴趣、有才华但或许缺少机遇的人，能够提升自己在当今需求旺盛领域的技能。
但致力于将人才与机遇相连接的组织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所有这些背后，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机遇全球化不仅有益，而且必不可少。要应对人类面临的复杂挑战，我们需要找到每一个有才华的人——每一位莫扎特、每一位爱因斯坦——而且需要很多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