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撰文指出，COVID-19危机为高等教育转向更优质、更普惠的模式提供了契机。
这有助于缓解不平等，并促使社会更加公平。
COVID-19是否最终会引发期待已久的技术变革，推动高等教育发生转变？在全球范围内，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学期中途突然封校，几乎在一夜之间迫使各大学转向远程教学。尽管这一快速转型对教职员工和学生而言都十分艰难，但它或许仍会带来一些益处。
与许多企业一样，大学正努力思考如何复课，并正在采取一系列策略。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已宣布，其讲座至少在2021年夏季之前将仅以线上形式进行。其他院校，包括斯坦福大学，则提供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并延长学年，使任何时候在校学生都更少。
毋庸置疑，COVID-19对高等教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宿舍空置，体育场馆闲置，学生也纷纷抵制缴纳全额学费。对许多学院和大学而言，收入下降（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减少）很可能带来阵痛；众多规模较小、捐赠较少的院校可能因此关闭。
即便是顶尖大学也面临挑战。密歇根大学预计，到2020年底，疫情将造成其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哈佛大学则预计，明年将出现7.5亿美元的收入缺口。
但是，COVID-19冲击最终能否推动为更多人提供成本更低、质量更优的教育？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随着疫情消退，大学是将技术束之高阁，还是转而寻求善用技术的最佳途径。考虑到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课堂内外的互动十分重要，这并非易事。
40年前我还是研究生时，就坚信视频教学（当时的技术）将重塑大学教学。毕竟我当时想，为何全球学生不能获得最优秀的讲师和教学资料？尤其是考虑到，即便如此，面对200名或更多学生的校园课堂，个人互动的空间本就极为有限。
诚然，课堂教学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教授依然需要筛选教学材料并解答问题。我当时也没有设想录播课程可以取代小班教学（尽管录制材料在该场景下当然同样适用）。但是，虽然现场观看一堂精彩的课令人振奋，一堂优质的录播课显然仍胜过一堂平庸的现场课。
然而，快进四十年后，进展却十分有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学治理：院校由教职人员主导，而他们大多不愿走上会减少其服务需求的道路。教授们无疑也担心，录播课程会使其研究生更难找到工作。而研究生凭借其活力与新颖的思路，是科研的关键推动力。
长期以来，人口结构变化一直对大学招生形成下行压力。即便某些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的教职人员仍能看到强劲需求，但对许多其他学科而言，学生人数下降无疑加剧了其对节省人力的新技术的抵触情绪。
但或许最大的障碍在于，制作能让学生像线下课堂一样满意的高质量录播课程成本高昂。即便是为大众受众制作单节课程，也是一项风险高、耗时长的工作。而且，由于录播课程极易被复制，要收取足以覆盖成本的高价可能十分困难。大量教育初创企业（包括许多位于我居住的波士顿地区及其周边的企业）正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对整个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美国政府是否应承担在某些学科中制作基础预录或在线大学课程材料的成本，似乎值得探讨。（成人教育课程同样可以如此。）特别是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和会计学等非政治性学科的入门在线课程材料，应成为联邦资助的首选对象。
许多其他学科，当然包括我本人所在的经济学领域，同样具有巨大的在线发展潜力。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目前支持实行免费大学教育，这令部分教授感到振奋。但是，与其扩大现有的美国大学体系，为在线学习提供联邦资助，岂不是一条更公平、更高效的前进之路，尤其是考虑到它能够帮助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
高等教育使学生获得一系列重要的生活技能和认知，帮助他们过上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并且，人们期望，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但是，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技能习得以及社会和智识发展）是否必须像现在这样捆绑在一起，远非显而易见。学生需要聚集在一起，但未必时时如此。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扩大高等教育的覆盖面是缓解不平等的最佳途径之一，并且有助于使社会更加公平、更具生产力。在一个技术与全球化（或者如今或许应称之为去全球化）要求更强适应能力、并可能需要再培训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世界里，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
COVID-19危机很可能会进一步引发我们脚下经济格局的快速而深远的变化。但如果疫情同时推动高等教育向更优质、更普惠的方向转型，我们便无需对这些变化感到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