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阅读与写作如何疗愈创伤

A woman reads a book at the "Louis Nucera" library in Nice, France, September 13, 2018. REUTERS/Eric Gaillard - RC1C10978A50
Bibliotherapy.Image: REUTERS/Eric Gai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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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即阅读可以产生有益影响对心理健康而言,这一理念已重新兴起。大量临床证据表明,例如,阅读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孤独感和社会排斥。考文垂的一项计划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心理健康专家拟定的书单,为患者开具书籍处方。

即便英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服务遭到削减,书籍的疗愈潜力仍日益获得认可。

疗愈性书籍的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相关核心概念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熔炉之中,当时护士、医生和志愿图书管理员努力为士兵的身体和心灵提供治疗。“阅读疗法”一词本身于1914年由美国作家兼牧师塞缪尔·麦考德·克劳瑟斯创造。海伦·玛丽·加斯克尔(1853—1940)是“文学照护”的先驱,她在1918年撰文讲述了她战时图书馆的创办经过:

当宣战的那一夜,我们中的许多人想必都彻夜未眠,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提供帮助……作者脑海中如闪电般浮现出一个必要性:必须为病员和伤员提供文学读物。

人脉广泛的加斯克尔将她的想法提交给了医疗和政府部门,并获得了官方批准。巴特西夫人是她的密友,她提供了大理石拱门附近的一处宅邸用于存放捐赠的书籍,《泰晤士报》也多次刊登公开募捐呼吁并取得成功。正如加斯克尔所写:

令我们惊讶的是,不仅包裹和箱子,整座图书馆的藏书都纷纷涌入。日复一日,货车停在门口卸货。

加斯克尔的图书馆于1915年隶属红十字会,并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服务,在埃及、马耳他和萨洛尼卡设有分站。她的运营原则是书籍疗法的基本准则,即以“个人关怀”为基础,提供“慰藉之流”。加斯克尔解释说:“真正从我们的图书馆中获益的人,是那个得到自己所需书籍的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负责运营恩德尔街军事医院图书馆的同事们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书籍在战时至关重要。1916年8月12日,《每日电讯报》对该医院进行了报道,称该图书馆为“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该图书馆由小说家比阿特丽斯·哈拉登主持,她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成员,此外,女演员兼女权主义剧作家伊丽莎白·罗宾斯也曾短暂参与其中。该图书馆是1915年至1918年间对26,000名伤员进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了解到,”罗宾斯在1924年对性别政治的分析著作《安西拉的分享》中写道,“最好的方法,往往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为男人们的心灵做些什么,才能更好地治愈他们的身体。”

最先被男人们想读的书,很可能出自前记者兼通俗作家内特·古尔德之手,他关于赛马的小说十分畅销。此外,拉迪亚德·吉卜林、玛丽·科雷利或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说也颇受欢迎。在《康希尔杂志》1916年11月刊登的文章中,哈拉登透露,图书管理员们从一张病床到另一张病床的“巡访”确保了她所说的“优秀文学”始终触手可及,但真正能够“治愈”的,是最受渴求的那本书:

无论[患者]病得多重,承受多少痛苦、身心多么破碎,内特·古尔德的名字总能让他露出笑容。

恩德尔街的文学照护者们以回应性、不加评判的方式开展工作,这是一份至关重要的遗产。

前线的图书馆

文学照护也在更靠近前线的地方开展。整个战争期间,基督教青年会(YMCA)运营着一个由娱乐小屋和为士兵服务的借阅图书馆组成的网络。在儿子奥斯卡于伊普尔阵亡后,作家E. W. 霍宁向基督教青年会提供了自己的服务。霍宁如今已是相对鲜为人知的人物,但在当时却是文学名人,他撰写了关于同名绅士大盗的“拉弗尔斯”系列故事。

格林德福德(谢菲尔德附近)伤兵康复之家“朗肖洛奇”(Longshaw Lodge)。Image: Tyne & Wear Archives & Museums

1917年末抵达法国后,霍宁最初被安排为英国士兵分发茶水。但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为他找到了更合适的工作,让他负责阿拉斯一个新设的士兵借阅图书馆。为士兵分发茶水和书籍帮助他走出了丧失亲人的悲痛。听士兵们谈论他们最喜爱的书籍,在他的康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也真诚地相信,阅读有助于士兵们在战壕中保持心理健康。霍宁在1918年写道,他希望为“智识上饥饿的人”提供精神食粮,同时“始终牢记,他们首先且最重要的身份是战斗人员,应当据此并以他们往日的身份为其开具处方”。

书写新的未来

如今的退伍军人以同样具有参与性的方式接触阅读与写作的潜力,“战斗压力英国”(CSUK)与“退伍军人外展服务”等慈善机构的干预措施便是例证。

在“战斗压力英国”,我们在开展写作练习前会广泛阅读当代作品。这些练习旨在帮助部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摆脱创伤故事在脑中反复出现的内心回想。该机构的治疗总监珍妮斯·洛班表示:

协作性工作……使战斗压力退伍军人获得了培养创意写作技能的宝贵机会。通常,退伍军人的临床表现会使他们回避不熟悉的情境,自信心的丧失也会影响其发展创造潜力的能力。在我们萨里治疗中心的安全环境中开展的工作坊,使退伍军人有信心尝试新的想法。

另一种方式是在与退伍军人外展支持合作、于2018年在朴茨茅斯举办的工作坊中,探讨了写作在培训退伍军人成为“同伴导师”方面的作用,这些同伴导师将为希望获取VOS服务的其他退伍军人提供帮助,服务范围涵盖身体与心理健康、住房福利以及求职等方面。

结果表明,退伍军人对富有想象力的写作机会反应积极。在问卷调查中,受训的同伴导师告诉我们,这些练习帮助他们流畅地书写自己的生活。对于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填写表格以申领各类福利的人来说,创造性写作的机会被视为一种解放性的体验。正如一位退伍军人所说:“我们正在书写自己。”

一百年来,阅读与写作一直帮助退伍军人建立人际关系、重拾自信,并应对退役后生活的种种挑战。我们目前的研究梳理了战时文学照护对当代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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