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技术和应用不断涌现，能够阐释其工程设计和应用设计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世界的人，正迎来新的职业角色；
这一领域的教育以及数字素养的内涵必须拓展，以回应这一需求；
在中学和大学，重要的是教授数字素养的基础知识，从基本的计算概念到平台的构建方式。
医生和工程师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否多于差异？《纽约时报》记者娜塔莎·辛格于2018年将这两个职业联系起来：“医学界有一条职业伦理：首先，不要造成伤害。[但]硅谷秉持着截然不同的信条：先把东西造出来，之后再请求原谅。”辛格的观点是，面向技术的全新“以人为本”方法，可以也应该从我们在学校和大学所学的内容开始。
这种教育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又该如何实现？在我最近出版的著作节选中，《走出硅谷》我主张采取两项重大举措：第一，改变技术教育，使其与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文主义思维联系得更加紧密；第二，拓宽我们对设计和数字素养的理解，并革新相关教学方式。
如果学校和大学希望培养学生迎接一个包容、可持续且协作的数字化未来，就需要拓展并修订课程体系。当今教育体系留下的一个遗憾是，大多数体系把科学和工程领域仅仅视为技术领域，因而认为它们是中立的，而没有认识到它们是社会建构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课程：软件设计与帮助学生“理解”软件将要“运行”的环境的材料一并教授。
然而，随着文化或社会议题开始与工程学结合教学，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工程师更有能力深入思考他们设计的系统将如何改变世界。随着技术创新并投入应用，能够在技术与伦理领域之间进行阐释沟通的人，可以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在美国，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声望卓著的计算机协会已经发布了一份道德准则；一份新近发布的清单列出了全球数十所大学开设的计算机科学伦理课程，其中出现了新的课程名称，例如《硅谷的种族与性别》或《电子游戏伦理》。
是的，教育应该帮助我们为工作做好准备，进入就业市场。但教育也应该让我们成为富有创造力、善于反思和审慎思考的人，并满足我们的社会、伦理和创造需求。因此，如果把科学或技术视为既定事实，视为对“现状”的某种密不透风的研究，却不承认哲学、伦理学、人类行为、政治和艺术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那是不切实际的。
Mozilla基金会执行主席米切尔·贝克认为，“我们正在有意培养下一代技术专家，而他们甚至没有思考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与社会、人类或生命之间关系所需的框架、教育或词汇。”随着数十亿用户变得麻木，盲目遵循技术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可能会失去提出根本性问题的能力，例如“这服务于谁？”或“我们如何以不同方式运用技术知识？”
设计又如何呢？人们往往只把设计看作让某样东西赏心悦目或“易于使用”的手段。从这种狭隘的视角出发，我们把所有权力都交给设计师，自己却毫无话语权。但这种看法目光短浅：尽管我们常常流传“孤独天才”的神话，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或兼具不同思维的艺术家兼工程师（如列奥纳多·达·芬奇）都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他们的技术与艺术专长是在回应当时的社会愿景中发展起来的，也受到这些愿景的塑造。设计也是一个可以充满想象力和探索性的过程。比如，支持用户自主权能否本身就是一项设计原则？
优秀的设计可以成为赋能的源泉，为每个人创造价值。但我们需要摆脱驱使我们无休止地想要“再看一次”的“虚假循环”，无论是不断浏览Facebook动态，还是点击YouTube视频中的“接下来播放”按钮。
与设计伦理相关的是数字素养的潜力。这个词看起来似乎不言自明，比如“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使用现有技术”，但实际上，它的内涵微妙得多，也重要得多。按传统定义，素养不只是读写能力，实际上还包括反思、分析和创造的能力。它意味着阅读一本书、一份报纸或杂志文章，甚至一个虚构故事，并思考其背后的内容、作者是谁、作者持有哪些假设、作者身处怎样的世界，以及关于类似主题可能还有哪些信息。毕竟，即使孩子能够拼读书中的文字，如果他们不明白人物在做什么或为什么这样做，也还算不上真正“阅读”。更进一步，理解故事的含义、讲述故事的缘由或它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则更为重要。
我们原本以为互联网会带来“开放的信息宇宙”，但算法眼镜遮蔽了我们的体验：它们过滤掉互联网上近乎无限的可能性，给出的结果却伪装成真相或知识。在中学和大学，教授数字素养的基础知识至关重要：不同平台是如何构建的、计算的基本概念（即使不深入编程），以及我们使用某个系统时，其幕后正在（或没有）发生什么的真实介绍。
因此，数字素养只是通往其他素养的一道门槛；我们必须理解这些素养，才能确保技术服务于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跨过这道门槛，我们可以培养：
算法素养（理解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偏见，或搜索引擎系统的运作方式）；
数据素养（数据如何、何时、何地被收集，如何汇总和留存，由谁处理，以及会产生何种影响）；
政治与经济素养（技术归谁所有，技术以何种方式塑造哪些行业，技术如何影响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企业利益与公共／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