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活在丹麦，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目标是向前迈进，停滞不前就不是明智的政策。然而，对于如何解决英国社会流动性表现不佳的问题，我们很少听到政府提出方案。今年早些时候，现任政府及其前任都遭到了一致谴责，原因是他们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研究一再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关联：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与社会流动性低之间存在关联。这张图表出自我们的著作《精神水准》，它表明，美国远非机会之地，其社会流动性非常低。生活在丹麦，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英国的高收入不平等损害了英国的社会流动性。经济学家指出，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投资自身的可能性较低，包括投资于自身的人力资本发展（即教育）。在美国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州，年轻人更有可能高中辍学；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富裕国家，年轻人更有可能成为NEET（未接受教育、未就业或未参加培训）。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数学和读写测试的平均教育表现较低。

不平等社会中的年轻人并非缺乏抱负。事实上，他们更有可能渴望成功。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实现抱负的可能性反而较低。

但不平等阻碍社会流动性的方式远不止影响教育参与和学业成就。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出现精神疾病或毒品、酒精问题的家长会更多。他们也更可能背负债务、长时间工作，给家庭生活增添压力。更多年轻女性会在十几岁时生育，更多年轻男性会卷入暴力事件。

然而，如果我们真正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就有望在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同时解决许多其他问题。仅仅关注改善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教育措施并不够，甚至仅仅减少贫困和提高最低工资也不够。我们需要直面不平等本身，其中包括改变收入分配顶端薪酬和奖金不断飙升的风气。

长期以来，这一直像是一项无法克服的挑战，但如今，缩小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成为17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一，英国是这些目标的签署国。

为监测减少不平等方面的进展，已有相关目标和指标，政府应对此承担问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报告称，在富裕国家中，英国在落实儿童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排名第13。但在消除饥饿目标上排名第34，在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上排名第31。

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按人均GDP计算），英国理应为所有儿童和年轻人做得更好。

社会流动性委员会于6月发布的报告得出结论：在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大卫·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担任首相期间，大多数旨在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公共政策要么未能改善现状，要么明显使情况恶化。

建议的改进措施包括制定跨部门政府战略、设定推动长期变革的十年目标，以及对所有相关的新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流动性“测试”。报告还建议重新分配公共支出，以解决地域、财富和代际不平等问题。此外，报告建议政府与地方议会、社区和雇主组成联盟，共同开展全国性行动，改善社会流动性。

就其适用范围而言，落实这些“经验教训”确实可能有所帮助。但针对社会流动性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无法减少其根源所在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变革意愿

那么，变革是否拥有民意支持？在社会流动性毫无进展的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出的同一天，英国社会态度调查公布了年度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公众支持渐进式变革。在受访者中，多达48%支持提高税收和增加公共支出，高于2010年紧缩政策开始时的32%。

支持增加残疾人士福利支出的比例升至67%，而2010年为53%。认为福利申领者在“钻制度空子”的人所占比例降至22%，为30年来最低。认为政府应将收入从富人重新分配给穷人的人口比例升至42%，而持不同意见者占28%。这为减少收入不平等、结束紧缩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民意支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经济不平等会造成损害。如果英国政府继续未能解决这一分化问题，就有可能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并让我们所有人承受其毁灭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