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崛起日益被视为理所当然，但相应的投资规模与质量往往未能与积极的市场情绪相匹配。事实上，在认识这片大陆的潜力方面，来自亚洲的新兴市场投资者和公共部门捐助方远比经合组织国家的传统投资者和企业积极得多。
非洲在过去十年实现了5.6%的强劲经济增长，预计这一增长势头将持续至2022年，这无疑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故事。尽管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第一产业仍主导出口，但这并非全部。电信、视听、零售及其他服务业对国内增长贡献显著。非自然资源领域的成功案例包括埃塞俄比亚的皮革、南非的汽车、东非的服装以及尼日利亚的电影。此外，到2050年，非洲很可能拥有全球最年轻、最具活力的劳动力队伍。
关于非洲经济，还有另一种不那么乐观的叙述。非洲近期的增长尚未改变其经济结构，无法为大多数人提供稳定、优质的就业机会。出口收入仍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其一半的进口收入来自初级产品，其工业品则依赖全球市场。因此，15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50%；非洲五分之二的女性没有工作；仅有1%至2%的人口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
这一面让一些投资者心存顾虑。他们热衷于短期投资，但对于在新项目中进行更为稳健、更具创新性的 “绿地”投资 则不那么有把握。非洲主权债务拍卖在2014年募集了80亿美元，2013年流入非洲的私募股权投资达到16亿美元。但外国直接投资（FDI）是衡量投资者承诺更为可靠的指标，2013年其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不到4%，低于巴西、智利或比利时。
除自然资源领域外，正是来自亚洲、中东和非洲本土的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公共部门捐助方，在非洲开拓新领域。正是苏丹企业家穆·易卜拉欣（Mo Ibrahim）对非洲电信行业的信心，引发了此后推动更多创新技术发展的变革。数年之后，来自发达市场的企业依然明显缺席，尼日利亚的电信行业由尼日利亚的Globacom、南非的MTN、阿联酋的Etisalat和印度的Airtel等企业主导。
全球最富有的投资者正在放弃投资机会，未能看到非洲问题中蕴藏的前景。供水、卫生、电力、交通、医疗和教育方面存在巨大需求。 世界银行估计， 基础设施融资每年存在930亿美元的缺口。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是发达经济体的四倍，但非洲的基础设施需求主要由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公共部门捐助方来满足。
同样，亚洲和欧洲越来越难以增加农业用地或实现进一步的显著生产率提升。非洲拥有全球60%的可耕地，但流入非洲农业综合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发展中国家份额的7%，远低于亚洲的近80%。即便是当地商业银行，除非为支持规模很大的企业，也对农业敬而远之。
投资者需要付出必要努力，以便将乍得、马里、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尼日利亚北部、索马里和肯尼亚等地的各种冲突置于具体背景中加以理解。他们还必须围绕以下事实制定商业战略：非洲人口少于印度或中国，但拥有55种不同的监管制度以及数千个民族和语言。
更加复杂的是，非洲的监管制度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民主问责制的改善，商业和外国投资规则正在调整，以反映当地民众的期望。要想取得成功，商业战略应当旨在惠及当地人，并需要针对当地敏感问题做好风险防控。
将投资引向迫切需要的领域将带动增长、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增强非洲对全球的积极贡献。这将为非洲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改善，也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反之，大量失业青年和动荡的政局对商业不利，对政府不利，也是我们所有人失去的机遇。
作者：Ade Onitolo，IHS高级顾问。他正在参加 World Economic Forum on Africa 2014 ，会址位于尼日利亚阿布贾。
图片：2014年4月8日，一名男子抵达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尼日利亚证券交易所。REUTERS/Akintunde Akinle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