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贸易议题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许多地区都备受关注。在美国，近期贸易数据疲弱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正推动国会授予他贸易促进授权（TPA），此前称为快速通道授权，以便与11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缔结跨区域巨型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没有TPA，贸易伙伴就会避免提出最优厚的让步，因为他们有理由担心，国会在被要求批准任何协议时会试图“再咬一口苹果”。
在推介TPP时，奥巴马往往强调它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早期协定的若干区别。这些特点包括太平洋国家在环境方面作出的承诺、可执行劳动权利的扩展，以及一个地缘政治层面的理由：美国广受讨论的、面向亚洲的战略“再平衡”。
就像消费品一样，“全新改良！”这样的口号很有卖点。NAFTA和其他既有贸易协定并不受欢迎。因此，奥巴马政府的论点显然是：“我们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项协定将纠正这些问题。”
但这一前提是错误的：以往的协定确实让美国及其伙伴受益。支持TPP最直接的理由是，它很可能带来类似的经济收益。
当然，贸易收益的经济学论据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的经典比较优势理论。各国从生产和出口自己相对最擅长生产和出口的产品，以及进口其他国家相对更擅长生产的产品中获益最多。
此外，贸易能提高生产率，这就是为什么出口企业平均支付的工资高于其他公司——在美国制造业，这一差距估计为18%。家庭购买低价进口商品的机会，也提升了收入的购买力。食品和服装带来的节省尤其可观，而这些商品在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支出中占比更高。
美国的贸易辩论长期以来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某项政策会增加还是减少就业岗位。这种担忧与旧重商主义关于某项政策会改善还是恶化贸易平衡的关注一脉相承。所谓“重商主义者”，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人：他们认为，收益只会落到贸易顺差更高的国家，而与之相应，贸易伙伴因出现更高的逆差而蒙受损失。
即使按照这种思路，也可以为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提出一种“美国式”理由。美国市场已经相当开放；越南、马来西亚和日本等TPP参与方，对美国希望向其出售的某些产品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高于美国对这些国家商品设置的壁垒。因此，贸易自由化对美国对亚洲出口的促进作用，将大于亚洲对美国出口所获益处。
20世纪90年代末是贸易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鲜明例证。贸易量迅速增长，部分原因是1994年NAFTA的实施，以及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该组织接替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在此期间，美国进口增长快于出口。但贸易逆差扩大并未对产出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1996—2000年，实际（经通胀调整）GDP平均增长4.3%，生产率每年提高2.5%，工人也分享了这些收益：实际小时薪酬以每年2.2%的速度上升。到2000年底，失业率降至4%以下——这已是其能达到的最低水平。
在20世纪90年代末，贸易平衡进一步改善，并不会推动产出增长或创造就业，因为当时两者都已全速运行。净出口需求若进一步增加，只能通过把工人从其他生产活动中吸引过来加以满足。这就是贸易收益表现为实际工资上涨、而不是就业岗位进一步增加的原因。
诚然，在失业率高企、产出低于潜力水平时，为更自由的贸易——尤其是单方面自由化——辩护会更加困难；2007—2009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的情况正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重商主义逻辑确有一丝道理：贸易顺差会增加GDP和就业，但代价由逆差国家承担。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设置进口壁垒，其贸易伙伴很可能以“以邻为壑”的政策进行报复，结果是所有人境况都更差。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多边承诺放弃保护主义的理由也一如既往地充分。例如，为应对2008—2009年全球衰退，G-20领导人同意不设立新的贸易壁垒。与许多愤世嫉俗的预测相反，奥巴马及其各国对等领导人成功履行了这一承诺，避免重演20世纪30年代美国引入进口关税所造成的灾难。
无论如何，重商主义逻辑已不再适用。美国失业率已远低于6%——虽未达到充分就业，但已接近。如果今年的产出和就业增长像2014年那样迅速，美联储很可能早在今年6月就觉得有必要开始加息。实际情况是，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再推迟一段时间加息。如果贸易协定确实使美国出口的增幅超过进口，美联储可能就必须更早为经济踩下刹车。
但归根结底，如果美国能够增加对马来西亚的汽车出口、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以及对越南的服务出口，实际工资将因此上涨，其幅度会超过新增就业所带来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TPP获准推进，它将像以往的贸易协定一样，帮助美国实际收入中位数重新走上上升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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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弗里·弗兰克尔，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图片：一艘集装箱船驶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布勒内湾。路透社/安迪·克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