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造成的最惊人后果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欧洲，便是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加剧，正如我们 此前所述 在谈及美国时所指出的那样。
当讨论焦点缩小到更微观的层面，并考虑流动性和招聘状况时，我们指出， 简历正在扰乱招聘。这是因为这些履历会让招聘人员过分看重技能、工作经验和就读院校，而不是申请者的行为、职业道德或融入企业文化的能力等真正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品质都可以说比其他条件更能体现优秀管理者的特质。但人力资源经理过度关注以往工作经验和教育背景，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这类常见招聘做法往往有利于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这些家庭通常与知名雇主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子女更有可能进入这些公司。他们也更有能力负担私立教育，而私立教育往往已被证明是获得好工作的敲门砖。简言之，当前的就业做法让出身富裕背景的申请者拥有某些明显优势。尽管上述现象可以
视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的一部分，但欧洲的情况可能最令人担忧。优质工作很少落到社会底层群体手中，这种状况普遍印证了我们对劳动力社会阶层间流动性不足及其生产力问题的担忧。 报告例如，英国社会流动与儿童贫困委员会发布的一份 实际上排名前20的院校 报告描绘了一幅十分黯淡的图景：顶尖雇主只从该国115多所大学中的约20所——
换言之，父母的收入可能阻碍或加快子女攀升社会阶梯的能力。出身，亦即所谓的“出生彩票”，而非个人功绩，在许多情况下是决定人生机遇的关键因素。私立教育与人生成功机会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英国， 人们 发现，读过私立学校的人比同龄人多挣7%。即便他们就读同一所大学、学习相同专业并获得相同等级的学位，这一差距依然存在。英国约有7%的儿童就读私立学校。然而，他们在英国所谓的最佳工作岗位中所占比例却远超其应有水平。
法国似乎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正如一项近期研究所指出的，尽管法国有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宏伟格言，法国企业界却由“高等专业学院”和“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主导。表面上看，这或许是好事，因为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往往是全国素质最高的人才，培养出许多优秀毕业生。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学校偏向来自富裕或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人。原因在于：要进入这些顶尖院校，学生必须通过一系列极为严苛的考试，而富裕家庭的子女更有条件应对这些考试。此外，许多顶尖企业高管和高层政治人物都出自这些院校，因此工作机会和人脉资源常常在精英群体内部自我延续。
这些发现令人担忧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之大——这表明社会流动机制存在缺陷——还在于几乎每个关键领域，无论是政治、媒体、商业还是公共部门，都由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掌控。低收入群体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反映出精英主义；就像较低的“种姓”被剥夺了繁荣发展的机会。
更令我们忧虑的是，欧盟委员会推出的青年保障计划完全没有涉及社会流动性，该计划旨在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该计划本身的初衷虽是让人们在完成正规教育阶段后的4个月内找到工作，但它假定决定进入劳动力市场机会的是个人功绩，而非身份地位或家庭关系。这种过度简化可能导致就业机会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剧机会差距。
要打破富裕群体对社会顶层的掌控并改善社会流动性并不容易，而欧洲的社会讨论未必能捕捉到这片灰色地带；它似乎已从媒体关注中消失，因为媒体主要忙于关注失业统计数据。
要印证我们所阐述的问题，还需看到“向下流动”这一进一步的问题。英国近期的一项 研究 指出，随着专业岗位就业增长率放缓，富裕家庭的子女越来越难以达到与父母相同的生活水平。随着向下流动日益普遍，向上流动很可能面临更大压力。
改善社会流动性的任务听起来或许难以完成，但我们确实别无选择，因为当前的僵局在结构上盘根错节，整个社会体系都有陷入停滞的风险。社会“固化”和不平等加剧，是一种比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过的任何事物都更普遍的癌症。若无法摆脱当前设计不当、演变失衡的体系，不仅会使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还可能引发社会反抗和动荡，留给后代面对。利害如此重大，我们已不能再忽视这个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媒体中的欧洲危机》博客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立场。
本文与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及时了解论坛动态： 订阅我们的每周简报。
作者：Terence Tse博士是欧洲高等商学院（ESCP Europe Business School）伦敦校区金融学副教授。Mark Esposito博士是法国格勒诺布尔高等商学院商业与经济学副教授。
图片：2006年11月14日，行人在东京一座火车站内行走。日本经济在7月至9月季度的增长超过预期，这一出人意料的数据推动日元和债券收益率上升，市场预计日本央行有望在明年年初前加息。路透社 / Yuriko Nak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