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款是发展政策中的一束耀眼之光。在受紧缩政策冲击的西方首都,关于援助支出的争论愈演愈烈之际,汇款却不花纳税人一分钱。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金额近达5000亿美元——是援助水平的三倍——而且增长迅速,自本世纪初以来已增长至四倍。汇款确实有效。很难想象有什么定向援助机制比人们把钱寄回家给自己的家人更有效,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汇款与经济、健康和教育成果的改善相关联。除此之外,汇款还是金融普惠的重要推动力,为汇款的发送者和接收者打开了通往银行服务的大门。
然而,向世界许多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汇款的人,支付的费用过高。他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汇款“超级税”。一名工人从伦敦向拉各斯汇出200美元,手续费可能超过13%,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50%以上。而在非洲内部,情况甚至更糟:从南非向马拉维汇款,费用可能超过20%。当然,我们都知道金融交易会产生一些费用,但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费用过高,正在限制汇入较贫困国家、能够显著减贫的汇款。举例来说,若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续费降至全球平均水平,该地区的家庭就能多收到13亿美元。
而我们降低汇款手续费的速度远远不够。这个问题早已为人所知:2009年,八国集团承诺实现“5×5目标”,即在5年内将全球汇款平均手续费降至5%。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平均手续费仍接近8%,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为12%。事实上,如果汇款成本相对于汇出金额仅降低5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汇款收入每年就能比现在多出200多亿美元。这笔钱足以让1800万名儿童接受教育 ,并且 购买足够的疫苗,防止800万名儿童死于疟疾等疾病。
要扭转这一局面,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提高全球汇款市场的竞争,并帮助移民了解情况、作出明智选择,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主权。这可能是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方式,需要各个层面采取行动,也需要汇款净输出国和净接收国共同努力。
国际汇款监管十分复杂;出于对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非法资金流动的合理担忧,某些领域的监管已经收紧。但在维持这些保障措施的同时,我们仍有可为之事。一项措施是要求汇款公司提高收费透明度,明确说明汇率、手续费和税费,以及发送方和接收方各自承担的费用,让消费者更容易比较选择并了解自己将获得什么。另一项措施是由政府解除排他性协议,避免特定银行被绑定于特定汇款公司。第三种促进竞争的方式,是放宽限制,让邮局和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办理汇款;在世界许多乡村地区,这些机构比主流银行更容易获得服务。单独采取这些措施都无法一夜之间降低手续费,但合力实施就能增加选择,并随着时间推移推动成本下降。
其次,我们需要鼓励技术创新。移动支付已经在许多国家改变着金融业:如今,你可以用手机在内罗毕买一轮饮料,在塞拉利昂向埃博拉疫情卫生工作者付款,也可以让坦桑尼亚农民获得天气保险。新兴技术有望让个人之间通过手机直接转账跨越国界和货币边界,同时降低成本。我们需要支持这些创新,让最优秀的方案脱颖而出。同样,关键在于找到恰当的平衡:既保护消费者,又让新技术得以发展;监管机构可能需要发挥一些创造力,才能把握好这一点。
第三,我们需要持续施加政治压力,推动改革。我们知道,汇款在发展领域中占有重要且日益增长的比重。我们也知道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让汇款发挥更大作用。降低汇款成本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意愿——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早期迹象:只要有力阐明理由,汇款公司就会倾听。例如,在伦敦,一些公司承诺举办首届世界汇款日,届时所有汇款均“零手续费、零加价”,以此表明它们有意在未来降低成本。活动还将配合面向伦敦居民的金融教育与普惠服务;在这座约三分之一人口出生于海外的城市,其潜在影响巨大。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能在这一问题上团结一致,就能废除汇款“超级税”,改善世界各地数百万家庭的生活。
本文最初刊载于 世界银行“People Move”博客。 刊载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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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me Tessa Jowell,英国工党议员,曾任伦敦2012年奥运会事务大臣。Dilip Ratha,世界银行发展前景组移民与汇款部门经理,以及移民与发展全球知识伙伴关系首席执行官。
图片: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的城市景观全景。路透社/Thomas Muko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