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界秩序——或者说其缺失——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对全球结构和体系未来的关注无处不在:新闻报道、各类会议、畅销书榜单,甚至热门电视节目中皆可见一斑。
人们感到焦虑。世界似乎正在经历根本性变化:新的行为体登上世界舞台,国际行为中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遭到公开蔑视,新一轮技术进步也正在颠覆整个行业和经济领域。在追求结构与可预测性的过程中——这在快速变化时期是一种自然冲动——我们迫切希望找到线索,了解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将如何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最佳的前进道路,或至少找出最可行的道路,当然至关重要;可预测性为成本效益分析和战略思考提供了基础。问题在于,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一旦压倒理性思考,就会把我们的观念和行动引向徒劳无益、甚至危险的方向。
当前怀旧式美化过去的趋势就是一个例子。面对政治、经济、地缘战略和社会方面的不确定性,决策者日益屈从于怀旧的诱惑,承诺回归他们所描绘的过去——那个规则和做法熟悉而完备的时代。
在俄罗斯,普京总统奉行的是一种19世纪的世界观:大国不受挑战地支配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如他在去年10月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所说:“熊甚至不会费心征求许可。在这里,我们认为它是针叶林的主人。”
伊斯兰国则试图回到更加遥远的过去。其追随者信奉一套中世纪9世纪的教义,为恢复哈里发国的努力辩护;在这个哈里发国中,“所有酋长国、团体、国家和组织的合法性都不复存在”,而即时处决和奴役则是强制要求。
西方也落入了怀旧陷阱,固守一种20世纪末的秩序观:由西方制定规则,并可自行选择是否遵守。这个时代错置视角的最新例证,是美国笨拙(更不用说失败)的企图,试图阻止各方支持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此前,美国曾多次拒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赋予新兴大国更大的发言权。
怀旧也已成为许多国家内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欧洲各地,从右翼的英国独立党到希腊极左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民粹主义政党都寻求回到表面上更简单、更幸福的时代——国家自主、边境关闭。在美国,一种影响显著的法理思潮捍卫宪法制定者的“原初意图”;与此同时,共和党人转向孤立主义,民主党人则谴责自由贸易协定。
然而,怀旧并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只能带来逃避现实的幻想。回顾过去不会让我们更接近目标;恰恰相反,这必然会让我们错过眼前的挑战,也错失摆在面前的机遇。依据过去的规则谋求自身利益,就像试图用昨天的线索解答今天的填字游戏。
我们不妨直言:许多人如此急切想要回归的那个黄金世界——比如欧盟、联合国,甚至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世界——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言:“对往事的回忆未必就是对往事本来面貌的回忆。”过去正被删节并粉饰,好让它看起来胜过当下普遍存在的动荡与苦难。
随着时间推移,“怀旧”一词逐渐带上了温和的含义。但这个词由希腊语 nostos(归乡)和 algos(痛苦)组合而成,最初用于描述“急性思乡病”。或许,至少在政治层面,重新采用怀旧一词的原始定义会有所裨益:把它视为一种更接近疾病的状态——一种扭曲现实、妨碍人们为现实世界的挑战制定有效解决方案的状况。
植根于19世纪、遑论9世纪的世界观,都不足以应对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复杂性。同样,新兴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意味着,制定规则(以及破坏规则)不再能局限于一个由少数西方国家组成的俱乐部。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意味着,欧洲国家不能指望彼此独立而繁荣发展。
缺乏可行替代方案时,站不住脚的观念便会盛行。这正是反思世界秩序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不应任由怀旧的倒退浪潮裹挟,而应彼此展开建设性对话,探讨我们实际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新思路。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 合作发布。发布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Project Syndicate。发布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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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a Palacio 是西班牙国务委员会成员、乔治城大学客座讲师,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图片:2007年5月1日,在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处展览馆,一名男孩触摸一面长45米(148英尺)、由彩色光束照亮的墙。路透社/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