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打趣说：“加拿大与美国的距离，实质上比加拿大与自身的距离更近。”毕竟，其大多数公民居住在沿着长逾3,000英里的边境延伸的一条狭长地带。大多数加拿大人离更多美国人更近，而不是离其他加拿大人更近。
企业与政府之间也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比与其他企业更密切：它们与政府规章和机构打交道的频率，高于与商业界其他成员打交道的频率。这种互动的质量及其随时间的演变，可能是决定一个国家增长与繁荣潜力的最根本因素。
但这并非渗透于私营部门话语中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尤其不是全球大多数工商会和商业协会所表达的观点。商业组织往往遵循罗纳德·里根的名言：“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这是一句精彩的简短引语：简洁、回环，而且颇有诗意。遗憾的是，它也具有危险的误导性。毕竟，即使政府确实是问题所在，改变政府的作为也必须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事实是，没有政府，市场就无法存在；反之亦然。政府对于建立安全、司法、产权和合同执行机制至关重要，而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
政府还必须组织提供交通、通信、能源、供水和废弃物处理基础设施。政府运营并监管医疗保健体系，以及初等、中等、高等和职业教育。政府制定规则并提供认证，使企业能够向客户、员工和邻里保证其所做之事是安全的。政府保护债权人和少数股东免受不法经理人侵害（也保护经理人免受冲动行事的债权人侵害）。
说政府应该让开，让私营部门自行其是，就像说空中交通管制员应该让开，让飞行员自行其是。事实上，政府和私营部门相互需要，也需要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
问题在于，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与政府目前的关系往往运作失常。这种关系不仅以深刻的不信任为特征，更广泛的社会也不认为更密切的关系具有正当性或符合公共利益，而且这自有其原因。
私营部门与政府打交道，往往是为了提高自身利润。毕竟，首席执行官理应最大化利润。政府有办法提供帮助：可以迫使供应商以更低价格出售投入品，压制工人的加薪要求，通过进口或新进入者保护终端市场免受竞争，或降低企业税负。
但这些做法让企业更赚钱的代价，是使供应商、工人和客户更贫穷。政府若接受这类要求，在社会其他成员眼中就会理所当然地丧失正当性；社会所珍视的优先事项，远不止于把财富重新分配给已经富裕的人。
如果这种关系的重点是生产率而非盈利能力，结果将大不相同。提高生产率能够降低成本，使企业得以更好地支付员工和供应商、降低消费者价格、缴纳更多税款，同时为股东赚取更多收益。关注生产率能够实现多方共赢。
政府可以在许多领域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生产率。生鲜农产品需要冷藏物流系统、海关绿色通道、良好农业规范认证以及卫生许可。旅游业有赖于合理的签证要求、便利的机场、道路标志、酒店建设许可，以及对文化遗址和海岸线的保护。制造业需要专门的城市空间，并与电力、供水、交通、物流、安全保障和多元化劳动力充分衔接。
所有这些提升生产率所需的投入，都离不开能够传授并推广行业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机构。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指标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都没有涵盖这些内容。然而，缺少这些公共投入，依赖它们的行业就无法成功。
这正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缺乏稳固且正当的合作基础时所发生的情况。结果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这些公共产品本可以提高生产率，让所有人受益。
要建立这样的合作基础，许多国家需要在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订立新的契约。如果商业团体坚持把税收置于讨论的中心，这就不可能实现。相反，它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生产率的措施上。
更广泛地说，商业团体应只寻求那些明确符合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被视为贪婪的诉求会侵蚀正当性，并最终削弱效力。在此背景下，致力于评估商业团体向政府提出诉求的公共利益价值的监督型非政府组织，或许能够促进信任。
也许最重要的是，商业协会若试图要求成员统一发声，反而会损害成员利益。这样做通常会使重点落在所有成员都赞成的政策上——例如减税——而非对每个成员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的措施。正如垄断不利于市场和政治，私营部门的商业代表也会受益于更多竞争。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表示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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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里卡多·豪斯曼曾任委内瑞拉规划部长和美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发展实践教授。
图片：2007年2月14日，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数据显示，受国内活动回升推动，新加坡这个依赖贸易的经济体第四季度增长快于预期，促使政府上调对2007年的预期。路透社/尼基·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