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方持续努力推动全球发展合作，近年来，进展仍面临重大障碍。值得庆幸的是，2015年下半年将举行多场重要国际会议，世界领导人因此迎来了克服这些障碍的重要机会。
这样的转机并非前所未有。世纪之交时，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谈判也曾陷入停滞。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未能达成决定；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华盛顿共识之后，发展中国家对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感到失望。首届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FfD）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其筹备谈判似乎毫无进展。
随后，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重大恐怖袭击——这一悲惨事件却以某种方式推动了进展。世界领导人同意启动多哈发展回合，确保贸易谈判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愿望。2002年蒙特雷发展筹资会议则在外国和国内投资、外债、国际合作、贸易以及系统治理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当然，推动进展并不需要悲剧。今年几场重要的全球会议——7月的发展筹资会议、9月在联合国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会议，以及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理应足以推动进展。为这些会议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也表明，各方有意向前迈进。
但正确的计划至关重要。世界需要一项设计周全、影响深远的战略来促进工业化，其模式可借鉴欧洲复兴计划——这项美国倡议曾帮助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更广为人知的马歇尔计划通过大规模注入美国援助，支持欧洲各国的发展努力；许多欧洲人至今仍将其视为美国最辉煌的时刻。
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远超欧洲疆界，并在随后十年间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或许最成功的经济发展援助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亚也推行了类似政策。
当然，马歇尔计划扩大的背后有着政治动机。美国希望建立一道从西欧延伸至东北亚、由富裕国家组成的“卫生隔离带”，以遏制冷战初期共产主义的扩张。未能服务于同样政治目的的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外。
然而，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一项经济战略，而且是一项明智的战略。关键在于，它彻底扭转了前身摩根索计划的方向；后者着眼于去工业化，结果并不理想。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其1945年出版的《德国是我们的问题》一书中阐述了该计划的目标：将德国改造成一个“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国家，以防止其卷入任何新的战争。
然而，到1946年底，德国的经济困境和失业问题促使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前往该国进行实地调查。胡佛于1947年3月18日提交的第三份报告称，把德国变成田园国家的想法是“幻想”；若不消灭或迁出该国2500万人，这一目标便无法实现。
唯一的替代方案是重新工业化。不到三个月后，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宣布政策转向。他表示，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将重新实现工业化，其中包括采取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措施，例如高关税、配额和进口禁令。只有在重建完成、欧洲国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之后，自由贸易才有可能实现。
马歇尔在这篇简短演讲中还提出了另外三点重要看法。第一，他指出，城乡贸易中断是德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并由此回顾了一项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欧洲经济洞见：所有富裕国家都有制造业城市。马歇尔解释说，“解决办法在于……恢复欧洲人民的信心”，使“制造商和农民”能够并愿意用自己的产品换取“价值持续稳定、不容置疑的货币”。
第二，马歇尔认为，参与式制度源于经济进步，而非反过来；这与当今的主流观念恰恰相反。正如他所说，这项政策的“目的应当是恢复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转，从而促成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形成，使自由制度得以存在”。
第三，马歇尔强调，援助应当全面且具有战略性，以促进真正的进步与发展。他宣称：“这种援助不能随着各种危机出现而零敲碎打地提供。美国政府今后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应当是治本之策，而非仅仅缓解症状。”
马歇尔的愿景为如今寻求加快发展的世界领导人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是必须扭转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摩根索计划造成的后果相似。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大型经济体，它们长期保护国内产业——更有条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实际人均收入则有所下降，其工业和农业能力也随之减弱，尤其是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间。
现在是时候提升贫困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购买力了，正如马歇尔演讲后十年间欧洲所经历的那样。马歇尔洞见到，共享经济发展是创造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这一点至今依然千真万确。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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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里克·S·赖纳特著有《富国为何致富……穷国为何依然贫穷》。乔莫·夸梅·桑达拉姆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员。
图片：一名男子经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物。路透社/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