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工业化的欧洲、日本以及其他曾被占领的国家——地缘政治上四分五裂，并背负沉重的主权债务，许多主要经济体满目疮痍。人们或许会预期，随后将是一个国际合作有限、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极度贫困的漫长时期，因为各国融资以满足庞大投资需求的能力有限。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世界领导人采取了长远视角。他们认识到，各国降低债务的前景取决于名义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前景——更不用说持续和平——则取决于全球复苏。因此，他们动用资产负债表进行投资，甚至不惜扩大其使用空间，同时向国际贸易敞开大门，从而帮助恢复需求。美国面临相当沉重的公共债务，但其有形资产损失不大，自然在这一进程中承担起领导角色。
战后经济复苏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各国没有把主权债务视为具有约束力的限制，反而积极投资并追求潜在增长。第二，各国在多个方面相互合作，资产负债表最稳健的国家则为其他地区的投资提供支持，带动私人投资。冷战的开始或许促成了这种做法。无论如何，这并非各国各自为战。
当今全球经济与战后初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失业率高、债务水平高企且不断上升，以及全球总需求不足，这些因素都在制约增长并带来通缩压力。如今与当年一样，投资的规模和质量长期不足；一段时间以来，公共部门在有形和无形资本上的支出——这是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一直远低于最优水平。
当然，如今也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十年来，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已变得不利，阻碍了经济政策共识的形成。人口老龄化——这是寿命延长与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也在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
尽管如此，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有效策略所需的要素大体相似：应利用可用的资产负债表（主权部门和私人部门），创造额外需求并增加公共投资，即使这会导致杠杆率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表明，鉴于存在产能过剩，政府很可能会从显著的短期乘数效应中受益。更重要的是，聚焦投资将改善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前景，使政府和家庭能够负责任地去杠杆。
同样，国际合作对当今成功的重要性不亚于70年前。具备投资能力的资产负债表（公共、准公共和私人）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因此需要一项坚定的全球行动——多边金融机构应发挥重要作用——来疏通阻塞的金融中介渠道。
各国有充分理由开展合作，而不是利用贸易、金融、货币政策、公共部门采购、税收政策或其他手段来损害彼此利益。毕竟，鉴于当今全球化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相互关联性，任何地方都几乎不可能实现全面复苏，除非几乎所有地方都出现广泛复苏。
然而，近年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有限合作的道路。各国不仅认为必须自力更生，也认为债务水平对促进增长的投资构成硬性限制。由此导致的投资不足以及全球经济资产基础的折旧，正在抑制生产率增长，进而损害可持续复苏。
由于缺乏有力的国际再投资计划，货币政策正被用来支撑增长。但货币政策通常着眼于国内复苏。尽管非常规措施降低了金融不稳定性，但它们能否有效抵御普遍的通缩压力或恢复增长，仍值得怀疑。
与此同时，储蓄者受到压制，资产价格被扭曲，维持甚至提高杠杆率的诱因也在增强。竞争性贬值正变得越来越诱人，即使这并非政策制定者公开宣称的目标——但它们无法解决总需求问题。
这并不是说货币政策突然“正常化”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启动大规模投资和改革计划，作为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的补充，经济就有可能走上更具韧性的增长轨道。
尽管这种协调一致的国际做法显然有益，但仍难以实现。贸易和投资协定虽在谈判之中，其范围却日益局限于区域。与此同时，多边贸易体系正在分裂，建立该体系的共识也随之瓦解。
鉴于当今全球经济的高度互联互通和相互依存，各国不愿合作令人难以理解。一个问题似乎在于附加条件：各国不愿承诺实施相辅相成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在欧洲，这一点尤为明显；有人主张，若不进行此类改革，增长将持续疲弱，财政约束也会因此维持甚至加剧，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如果附加条件如此重要，为什么70年前它没有阻止合作？或许，人们很难相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独立复苏前景有限的国家会放弃国际合作带来的机会。也许现在依然如此。如果是这样，今天创造类似的机会就可能改变各方的激励机制，推动所需的配套改革，并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强劲的长期复苏之路。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 合作发布。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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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斯宾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香港冯氏全球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新增长模式全球议程理事会主席。
图片：皮划艇爱好者划过一艘停泊在开普敦附近的船只，享受当天最后一抹阳光。路透社/Mike Hutch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