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奥巴马医改,如今又有奥巴马贸易协定。
又一项复杂法案在美国国会经历着时而推进、时而停滞的过程。正如《平价医疗法案》——他另一项定义其政治遗产的立法——的情形一样,奥巴马总统未能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为何要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快速通道”审批。这是一项覆盖12个国家、范围广泛的贸易协定。
随着总统任期将尽,他急于敲定协定。协定的许多细节尚未公开,这给了反对者攻击的把柄。对于习惯了沿着清晰党派界线陷入老式立法僵局的公众而言,最令人困惑的或许是:总统正在与自己的政党交锋。
TPP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就潜在影响而言,它的规模令人瞩目——涵盖全球GDP的36.3%、全球贸易的31.9%,并有望在2025年前使世界贸易增长12%。然而,我们仍不断听到这样的论调:类比压过分析,姿态表演与迎合取代务实考量。
关于这项协定,有六个重要事实值得牢记:
这项贸易协定所涉远不止贸易: 当然,从卡车到食糖,随着关税和壁垒下降,许多行业的产业结构将直接经历重大变化。不过,这项协定还涉及劳动法、知识产权、言论自由、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以及环境标准等议题。
与其说TPP只是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协定,不如说它更着眼于在差异显著的经济体之间确立可持续性、公平与包容标准。事实上,对于参与TPP的大多数主要国家而言,早先的贸易协定已经降低了关税。这正是其审批无法轻易走快速通道的原因。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到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许多不同团体都会希望表达意见。毫无疑问,这项协定并非非黑即白;它必然涉及取舍。如果不以整体方式审视这些取舍,就无法真正评估协定,也无法确定哪些方面需要修改。总统应当留出时间并公开协定文本,以便基于客观证据评估其中的取舍。
鉴于巴尔的摩发生的事件,TPP必须与后后工业时代美国的愿景相结合: 巴尔的摩骚乱不只是警务手段和种族关系问题。巴尔的摩是一座典型的后工业城市,美国还有许多类似城市;当造船、罐头制造等传统产业迁往别处时,这些城市都没有为失去的工作岗位如何安置制定过转型计划。
全球化必然会促使工作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从而让所有人受益。毫无疑问,TPP生效后,美国将失去某些类别的工作岗位,因为越南等伙伴国工资本就较低,且劳动力充满进取心,因此更有条件承接这些岗位。不过,据白宫预计,到2025年美国出口将增长4.4%,这有望创造另一类工作岗位。亚洲经济体的增长也可能使美国专业服务业受益。此类岗位转移是全球市场的自然结果:不同国家和地区重新聚焦于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让所有人受益。然而,重新聚焦需要愿景,也需要实现愿景的计划,明确一类岗位消失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否则,我们可能会造就下一批巴尔的摩。
国会辩论不会吓退伙伴国: 讽刺的是,与美国相比,这项伙伴关系对美国伙伴国的经济回报意义更大。对美国而言,GDP增长0.3–0.4%这一收益并不大;单从经济角度看,似乎不值得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论。另一方面,越南的GDP将增长10%。日本将受益2%;对于一个陷入衰退二十多年之久的国家而言,这是巨大的飞跃。伙伴国会愿意长期等待,并热切期待协定最终落实。毕竟,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时总要掀起一番争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时停时走的过程有其作用:它向美国的伙伴国传递信号,表明美国选民有所顾虑,而这些顾虑需要得到回应。采取审慎方式、考虑所有取舍,不试图靠几句简短口号和保密操作仓促通过,是可以接受的。
地缘政治利益将使各方继续专注于达成协定: 如前所述,经济收益并不均衡。不过,对所有主要参与方而言,地缘政治收益都十分巨大。美国及其环太平洋伙伴国都有强烈需求,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亚洲伙伴国来说,拓展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十分重要。它们需要借此抵御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和领土扩张行为。这项协定同样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大肆谈论的“亚洲再平衡”在未能劝说或哄劝盟友远离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已沦为“亚洲烦心事”。这项协定为美国恢复部分平衡提供了途径。如果奥巴马能推动协定越过终点线,他便将其视为自己离任前送给国家的一份关键外交政策遗产。尽管如此,敲定协定也符合未来政府的利益。
没错,中国也能从TPP中受益,因此中国也希望协定达成: 表面看来,TPP似乎把中国排除在外。但该地区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加快,将为中国企业带来大量新业务,弥补中国自身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所造成的国内增长放缓。更稳健的环太平洋地区将增加对中国基础设施、电信和金融服务公司的需求。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巨头进入该地区后,跨境法规和关税的放宽将使亚洲最大经济体以及从中国崛起的全球增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公司受益。
审慎讨论核心取舍,但谨防转移视线的烟幕: 就TPP而言,最能转移视线的烟幕莫过于对主要伙伴国操纵汇率的担忧。人们担心,外国政府故意让本国货币贬值并囤积美元,以推高美元币值、促进本国出口。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它是TPP的主要伙伴国,也是被广泛指责操纵汇率的国家之一。许多阻挠快速通道审批的美国议员希望在协定中写入汇率操纵条款和惩罚措施。问题在于,尽管理论上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贸易协定却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工具。实际操作中,操纵行为不可能以系统方式监测,难以核实,也难以实施可信的惩罚或报复措施来阻止此类行为。换言之,我们应当摆脱这些干扰,把辩论聚焦于对协定如何制定具有实际意义的真正问题。
归根结底,必须把TPP放在更大的图景中考量。它关乎在全球最繁忙的贸易航线上发挥管家作用,也关乎参与亚洲事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产出将来自亚洲。背离这个实质上意味着在未来全球高层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机会,并非可行选择。与此同时,在缺乏透明、全面的取舍讨论时贸然推进,同样是不明智的。若不争取支持、反而借助可笑的背景道具试图仓促推进程序,只会让人们偏离议题。对外领导力必须始于国内领导力。
快速通道推进缓慢,恰恰是正确的道路。希望这段时间能得到明智利用。
本文的一个版本 最初刊载于CNBC。
作者:Bhaskar Chakravorti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商务与金融高级副院长,也是弗莱彻全球商业研究所(Institute for Business in the Global Context)的创始执行主任。他是世界经济论坛创新经济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图片:货运集装箱在洛杉矶港等待运输。路透社/Bob Riha J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