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秘鲁利马举行的年会上，讨论主要集中于若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疲软态势。但讨论很少涉及一个关键成因：全球货币体系。下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还将进行更多讨论，不过基金组织将采取何种行动仍是未知数。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源于其资本流入呈现强烈的顺周期特征。在它们快速增长时（尤其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吸引了大量资本。但随着风险累积，资本开始回流至储备货币发行国，即美国。毕竟，美国即将加息，美元对世界几乎所有货币都已升值。
过去，这一模式最终总会引发调整，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最终导致美元贬值。但此类调整——如1979至1980年、1990至1991年以及2007至2008年间的调整——也总是与全球经济放缓或危机相伴而生。
这凸显了以国家货币美元充当全球经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所固有的问题。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早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将其称为 “特里芬难题” ，强调了国家目标（如限制对外赤字规模）与国际需要（如创造足够的流动性以满足对储备资产的需求）之间的根本冲突。此外，这一体系使世界经济受制于对美元的信心周期，同时使世界经济听命于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而该机构的决策往往很少顾及其国际影响。
因此，要稳定这一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一种真正的全球货币置于其核心。这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设想，即创建一种名为“bancor”的超国家货币。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特别提款权（SDR）时，也正是出于这一动机，该权利原本 旨在成为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储备资产”。
一般特别提款权 分配 应以“全球长期需要补充现有储备资产”为基础，决策按连续期限作出，每期最长五年。迄今为止，此类分配仅进行过三次，分别在1970—1972年、1979—1981年和2009年。其中2009年的分配规模为2500亿美元，是二十国集团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通过的复苏计划的一部分。
近来，特别提款权再次成为新闻焦点，原因是各方正在争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应 将人民币纳入 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该篮子决定了这一计价单位的价值。鉴于人民币日益增长的国际作用，将其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显然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讨论的重点应放在如何使特别提款权充分发挥其作为国际合作工具的潜力上。
要使特别提款权在全球金融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第一步应是消除特别提款权账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常业务之间的划分。只要这种划分依然存在，特别提款权充其量只能像持有者可无条件使用的信贷额度一样运作，即一种透支便利，而非真正的储备资产。
更好的做法是允许各国将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存入”基金组织，以便用于为基金组织的贷款业务提供资金。换言之，增发特别提款权将使基金组织能够为更多贷款提供资金。如果这些特别提款权是在危机期间发行的，例如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危机，其结果将是真正具有逆周期性的全球货币政策。
这一做法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可采用一种新公式，该公式不仅考虑基金组织份额，还考虑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或需要）。按现行公式，最需要外汇储备的国家，即中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仅能获得略高于总分配额三分之一的份额。这还远远不够。
即便不作此改变，特别提款权也能够并且理应在全球储备中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困境日益加深，已无时间可以浪费。在特里芬首次指出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存在问题约五十年后，人们希望，特别提款权的时机终于到来。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登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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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哥伦比亚大学职业实践教授、全球思想委员会成员。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中央商务区的建筑。REUTERS/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