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正陷入一种危险的错觉。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大繁荣让位于更大规模的衰退后，政策制定者诉诸由来已久的金融工程手段，试图重现昔日辉煌。这样一来，他们把失衡的全球经济变成了现代经济政策史上规模最大的实验的培养皿。他们坚信这是一场受控实验。事实恰恰相反。
二战后日本的兴衰预示了后来将发生的一切。日本经济崛起带来的增长奇迹，建立在不可持续地压低日元汇率之上。1985年欧洲和美国以《广场协议》挑战这种重商主义做法后，日本央行以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应对，推动了大规模资产和信贷泡沫。
后来的事尽人皆知。泡沫破裂，迅速拖垮了日本失衡的经济。生产率大幅下滑——这一症状此前被泡沫掩盖——使日本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复苏。事实上，由于无力或不愿推行迫切需要的结构性改革，日本至今仍在与失衡问题作斗争。这些改革被称为首相安倍晋三经济复苏战略（即“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
尽管日本的做法彻底失败，世界其他地区仍坚持用货币政策治疗结构性弊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工作人员经济学家于2002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奠定了这一做法的基调，并成为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任内美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蓝图。
该论文的核心前提是，日本的货币和财政当局犯下的主要错误是行动过于谨慎。泡沫和结构性失衡并未被视为问题。相反，论文作者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更快、更有力地转向刺激政策，日本“失去的几十年”中增长乏力和通货紧缩的局面本可避免。
事情若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事实上，对速度和力度的强调——这正是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如今所说的“大杀器”的本质——促使日本病症发生了隐蔽的变异。量化宽松（QE）的流动性注入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使其从利率转向资产和汇率市场。当然，这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央行已经把基准政策利率推至曾令人担忧的“零利率下限”。
但倡导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人士声称，无须担忧。央行无法用传统工具实现的目标，如今可以通过资产市场财富效应的迂回渠道，或凭借货币贬值带来的竞争优势来实现。
错觉正由此而生。财富效应和汇率效应不仅未能推动危机后经济体实现有意义的复苏；它们还催生了新的破坏性失衡，威胁着让全球经济持续陷于一连串危机之中。
以美国为例，它是这一新复苏处方的典型代表。尽管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末不到1万亿美元扩大至2014年秋季的4.5万亿美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了2.7万亿美元。其余9000亿美元流入金融市场，助推美国股市规模增至原来的三倍。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复苏明显低于常态，实际GDP增长维持在2.3%的轨迹上，整整比过去经济周期4.3%的常态低两个百分点。
事实上，尽管美联储注入了巨额流动性，在2008—2009年剧烈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受创最重的美国消费者仍未恢复。过去七年，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4%。不出所料，货币宽松带来的财富效应主要惠及富人，因为大部分股票持有集中在他们手中。对备受困扰的中产阶级而言，收益微乎其微。
“情况本来可能更糟”，这是反事实论者常见的回应。但这真的成立吗？毕竟，正如约瑟夫·熊彼特的著名论断，市场经济体系长期以来具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危机后的时期，美国政府纾困和美联储对资产价格的操纵几乎不允许这种修复发生。
美国表现欠佳并未阻止其他国家效仿其政策。恰恰相反，欧洲如今已匆忙启动量化宽松。就连这一故事的起点日本，也采取了新一轮、更密集的量化宽松，显然是希望吸取美国所诠释的自身错误“教训”。
然而，除了这种做法对各个经济体的影响之外，股市飙升和货币走弱还带来了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当过度注入流动性的接力棒从一家央行传到另一家央行时，全球资产泡沫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危险便会加剧。与此同时，政客们被哄得心安理得，因而更缺乏应对结构性挑战的动力。
要打破这条连锁反应，需要什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强调，答案是致力于结构性改革——他指出，这是中国的战略重点，其他国家并未采取这一重点。尽管各方对中国所谓的经济放缓忧心忡忡，但中国领导人对宏观经济政策挑战的评估，似乎比发达经济体的同行更为现实、更具建设性。
危机以来，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政策辩论被彻底颠倒，后果可能十分严重。依赖金融工程，同时回避结构性变革这一艰巨任务，并非实现健康复苏之道。相反，这种做法预示着更多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日本式长期停滞。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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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phen S. Roach，摩根士丹利亚洲前董事长兼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图片：图为巴黎郊外库尔布瓦一处法国企业总部。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