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也改善了更多人的生活。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仅以经济进步为基础的人类发展模式并不完整。一个未能满足基本人类需求、帮助公民提升生活质量、保护环境并为众多公民提供机会的社会，并未取得成功。包容性增长需要经济进步与社会进步并举。
2015年社会进步指数于4月9日发布，其研究结果清楚揭示了只关注GDP的弊端。该指数由MIT的Scott Stern与非营利组织社会进步倡议合作创建，用于衡量133个国家在社会和环境绩效各个方面的表现。它是迄今为衡量社会进步而开发的最全面框架，也是首个独立于GDP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数。
社会进步指数基于52项国家社会绩效指标，为政府和企业领导者提供了实用工具，可用于比较各国表现，并优先关注最需要改善的领域。因此，该指数为制定包容性增长战略提供了系统、实证的依据。
数据表明，社会进步的许多方面随着收入增长而改善，这并不令人意外。总体而言，较富裕国家的社会成果优于低收入国家，例如在今年社会进步指数中排名第一的挪威。
但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是，GDP远非决定社会进步的唯一因素。例如，哥斯达黎加的社会进步水平高于意大利，而其人均GDP仅略高于意大利的三分之一。
哥斯达黎加并非孤例。从富裕国家到贫穷国家，各个层次都有这样的例子：新西兰和塞内加尔将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进步的成效，远胜于美国和尼日利亚等国。许多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和印度，也尚未达到其经济进步所能支撑的社会进步水平。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失衡时，往往会出现政治不稳定和动荡，俄罗斯和埃及便是如此。社会进步滞后也会阻碍这些国家及其他未能满足人类需求、建设社会资本并为公民创造机会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各国必须投资于社会进步，而不仅是经济制度，才能为经济增长奠定适当基础。
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我看到卢旺达将社会进步投资纳入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其中包括性别平等、在短短十年内将儿童死亡率降低61%，以及使小学入学率达到95%。若没有这些以及其他社会进步领域的改善，卢旺达就不可能取得积极的经济表现。
以这种方式关注社会进步，有助于制定更好的发展战略，并为有时提升繁荣所需的争议性举措争取政治支持。除了传统经济指标之外，严格衡量社会绩效，对于启动良性循环至关重要：GDP增长改善社会和环境绩效，而这些改善又推动更大的经济成功。此外，社会进步指数避免陷入诸如GDP与收入不平等孰轻孰重这类狭隘争论，为制定切实可行、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议程提供了必要工具。
自2013年发布测试版以来，人们对社会进步指数的关注呈指数级增长。研究结果正在全球数百万公民中传播，使该指数成为公民监督领导者、追究其责任的工具。
此外，推动社会进步的战略举措正在40多个国家开展。例如，巴拉圭已采用社会进步指数，为其2030年包容性国家发展计划提供指引。该指数的应用不仅限于国家层面，地区和市政当局也在使用。巴西的帕拉州，以及拉丁美洲的波哥大和里约热内卢、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等城市，正开始将社会进步指数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指标。
今年，欧盟委员会将在欧洲各地推出地区社会进步指数。可口可乐和Natura等公司也在利用该指数为社会投资战略提供依据，并与公共和私人合作伙伴建立协作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GDP一直是指导经济发展的基准。社会进步指数旨在作为国家绩效的核心指标对GDP加以补充（而非取代）。衡量社会进步能让公民和领导者更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发展状况。这将帮助社会作出更好的选择、建设更强大的社区，并让人们过上更充实的生活。
观看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解读2015年社会进步指数。
本文与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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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波特，哈佛商学院教授，社会进步倡议顾问委员会主席。
图片：2013年7月4日，在上海浦东金融区，一名男子乘坐自动扶梯，附近是上海中心大厦（右，建设中）、金茂大厦（中）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左）。路透社/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