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元区在2008年危机的经济后果中持续艰难复苏，且希腊濒临退出货币联盟，几乎无需赘言，政治在造成最初危机以及阻碍找到最优解决方案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便已认识到，由政治选择的政策不太可能达到社会最优。事实上，在任政治家有动机使政策偏离社会期望的方向，原因或是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使他们过度贴现未来（Alesina and Tabellini 1990），或是这使他们能够以有利的方式操纵其再当选概率（Aghion and Bolton 1990, Besley and Coate 1998, Robinson and Torvik 2005, Robinson and Verdier 2013）。
不确定的政府收入
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到一个可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基本事实：未来政府收入是不确定的。在近期研究中，我们采用一个简单模型，分析在任政治家通过低效的庇护性任用来提高其继续掌权概率的低效公共政策（Robinson et al. 2015）。我们在此设定中的主要创新在于考虑选举后政府收入不确定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表明，这对再当选概率和政策效率都有有趣的影响。就政策效率而言，这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起作用。一方面，对未来政府收入的不确定性往往会降低在任者从执政中获得的预期收益。这使政策更有效率，因为政策低效是出于试图操纵继续掌权概率的动机。另一方面，当收入和未来公共物品供给都不确定时，在任者的客户因其再次当选而获得的延续期望效用会降低，从而降低了他的再当选概率。这反过来使低效政策的代价更小，因为此类政策的部分成本集中在未来，从而鼓励了这种政策。我们研究了第二种效应占主导的条件，表明公共收入波动性会降低公共政策的效率。
这些结果对一些重要的经验事实具有有趣的含义。例如，该模型提出了一种新机制，可以帮助解释产出波动性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强负相关（例如Ramey and Ramey 1995）。现有解释强调波动性与信贷约束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模型则提出了波动性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种渠道。
公共收入波动性
但是，是什么导致了政府收入的这种波动？它从何而来？有趣的是，在穷国和发展中国家，波动性更高，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政府收入源自自然资源租金，而这些资源的价格众所周知波动剧烈。因此，政府收入不确定性的一个合理来源，是资源价格的不确定性。正如van der Ploeg（2011）指出的，资源收入的波动性远大于GDP，资源价格波动可能导致经济表现不佳的一种方式，是使流动性约束更可能产生约束力（参见van der Ploeg and Poelhekke 2009，他们还提供证据表明，自然资源对增长的不利影响主要源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
自然资源租金
我们将这些有趣的经验事实联系起来，方法是将框架扩展到政府收入可能来自自然资源租金的情形，而此类租金的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点尤为有趣，因为资源在未来产生的收入不仅取决于资源价格的随机性质，还取决于内生决定的开采路径。
我们首先表明，即使不存在庇护性任用，政治均衡中所决定的自然资源开采路径也往往偏离社会有效（功利主义）路径。其中一部分原因与不确定性本身无关，而与一个简单事实有关：如果当前负责资源开采的在任者未来可能无法再当选，他往往会相对于有效路径过度开采资源（Robinson et al. 2006, 2014）。更有趣的是，当资源开采由政治家而非仁慈的社会计划者决定时，政治家只提供他和其客户所看重的那类公共物品。这意味着，资源价格的未来不确定性会加剧公共物品供给的波动（因为政治家不会像社会计划者那样在不同群体之间平滑公共物品供给），而这种波动又会鼓励当下更多的开采。这一机制导致的资源开采量甚至超过了社会所期望的水平。
结语
我们的框架表明，当政策由希望赢得选举的政治家选定时，公共收入的波动性——这对依赖自然资源财富的贫穷国家而言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对政策效率具有明确影响。具体而言，它可能使政策以及自然资源的开采路径都变得更低效。回到希腊，或许导致诸多问题的并非仅仅是希腊政府收入水平较低，还有庇护主义政治体系中的波动性。尽管希腊经济并不依赖自然资源租金，但其经济结构缺乏多元化，这是另一种波动来源。
参考文献
Aghion, P和P Bolton（1990）“Government domestic debt and the risk of default: A political-economic model of the strategic role of debt,”载于R Dornbusch和MDraghi（编）《 Public Debt Management: Theory and History》，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Alesina, A和G Tabellini（1990）“A positive theory of fiscal deficits and government deb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57：403-14。
Besley, T和S Coate（1998）“Sources of inefficiency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 dynamic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1)：139-156。
Ramey, G和V A Ramey（1995）“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5：1138-1151。
Robinson, J A和R Torvik（2005）“White elephan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197-210。
Robinson, J A、R Torvik和T Verdier（2006）“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resource curs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79：447-468。
Robinson, J A、R Torvik和T Verdier（2014）“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resource curse: A simplification and a com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06：194-198。
Robinson, J A、R Torvik和T Verdier（201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income volatili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resource curse,”NBER工作论文，第21205号。
Robinson, J A和T Verdier（2013）“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lientelism”，《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5(2)：260-291。
van der Ploeg, F和S Poelhekke（2009）“Volatility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Oxford Economic Papers》，61：727-760。
van der Ploeg, F（2011）“Natural r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9(2)：366-420。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如需持续关注议程，请 订阅我们的每周通讯。
作者：James Robinson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大学教授，同时担任NBER和CEPR的研究员。Ragnar Torvik是挪威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Thierry Verdier是巴黎经济学院（PSE）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CEPR项目主任。
图片：美国一美元纸币在2014年11月16日拍摄的这张合成照中，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首府塞维利亚附近随风飘动。REUTERS/Marcelo Del Poz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