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危机后，全球增长依然脆弱。贸易增长弱于过去二十年的任何时期。尽管危机后保护主义并未急剧抬头，但仍有迹象表明保护主义在悄然蔓延，尤其是非关税贸易壁垒日益增多。
政策制定者一直忙于应对危机，主要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以及金融再监管。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供给侧问题和结构性改革为代价的，而后者本可解决各经济体生产率低迷的问题。
增长的微观经济制约因素——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扭曲、教育、技能和基础设施——尚未得到充分解决。即便说有变化，危机以来市场扭曲反而加剧，削弱了各经济体的竞争力。
这正是贸易的理据 与 竞争力发挥作用之处。二者紧密相连。
纵观现代历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不利用经济开放（包括国际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的情况下成功实现发展。贸易和投资一体化一方面扩大了国内企业可进入的市场规模，另一方面推动了企业可以与之衔接的潜在价值链。同时，它通过使企业面对国际竞争、专业知识和技术，推动生产率和创新。
通过这两个渠道，对外开放对减贫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助于释放私营部门创造就业的潜力——东亚“奇迹经济体”即为明证。此外，在发达经济体中，就业和工资水平已成为检验经济增长能否带来广泛利益的关键标准。
开放还带来非经济效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更广泛、更深入的跨境经济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整体和平与稳定。它还扩大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生产和消费的自由，从而拓宽了大量普通民众的生活选择和机会。
但仅有开放本身并不能带来成功。决定生产率水平的，是各经济体的竞争力——无论是大洲、国家、次国家区域，甚至城市。而生产率决定了各经济体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开放转化为其企业、农场和民众的机会。
与贸易相关的竞争力包括哪些内容？
第一，影响国内商业环境的政策和法规，例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要素市场。
第二，制度——即竞争力的治理或决策框架——包括高效的公共行政、及时的决策，以及公正执行产权和合同。
第三，核心实体基础设施——交通（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通信、能源和物流系统。
第四，“软连通性”——即使硬件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投资更具生产力的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
最后，竞争力不仅关乎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情况。由于城市贡献了全球80%的GDP，次国家和城市层面的竞争力也日益受到关注。
贸易与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GVCs）中交汇。全球价值链是国际贸易中就业、生产率和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过去在单一工厂或单一国家内完成的生产环节，如今已分散到多个国家的众多工厂之中。贸易不再仅指货物跨境流动，而是沿价值链开展的商品、服务、投资、人员和思想的国际化、相互关联的流动。这使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全球价值链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承担特定任务并占据价值链中的利基位置，更快、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同时，它使发达国家能够专注于商品和服务中附加值更高的生产，这意味着更高生产率、薪酬更优厚的工作，以及更丰富的消费者选择。
然而，利用全球价值链需要提升竞争力。这不仅仅是保持边境对贸易和投资开放。必须消除大量国内非关税和监管壁垒，并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以支撑供应链中各生产环节之间的联系。
单边措施是支持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措施在贸易谈判之外独立实施。但当它们通过国际协议加以固化时，效果最佳。维护包容性的多边贸易体系至关重要，包括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就新议题展开谈判。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同样重要。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超越关税削减、涵盖“边界后”非关税和监管壁垒强有力纪律的“深度一体化”区域贸易协定。
加强全球经济开放与国内竞争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贸易与竞争力议程理应成为全球各国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这是振兴危机后低迷的生产率和增长、并开拓新的增长、创新、就业创造和发展来源所必需的，全球价值链尤其能发挥这一作用。
延伸阅读世界经济论坛报告，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2016 和 The Case for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作者：Razeen Sally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并担任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成员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东京港口的集装箱船附近 REUTERS/Toru Ha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