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en Teulings和Richard Baldwin在为VoxEU关于长期停滞的电子书撰写的导言(Teulings和Baldwin,2014)中,以如下两句话开篇:
“危机过去六年了,尽管利率已连续多年为零,复苏依然乏力。‘长期停滞’是罪魁祸首吗?”
我认为,这两句话体现了一种混淆,而讨论长期停滞时似乎常会出现这种混淆。对一些人(Eichengreen,2014)而言,长期停滞指的是自1980年以来实际利率呈下降趋势;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它似乎关乎经济衰退后的复苏为何疲弱。不过,我认为我们知道复苏如此缓慢的原因。只需两个词:财政政策。
正如IMF经济学家Kose等人(2013)所写:“发达经济体政府支出的当前及预测路径,与以往复苏时期大不相同。在过去的复苏中,财政政策显著扩张,政府实际初级支出有所增加。这一次情况不同。”
为说明这一点的分量,我做了如下粗略估算。假设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政府消费与投资实际支出(下称G)在2010年以及之后每年直到2013年都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这似乎接近政府支出的中性路径。(美国G的增长——其中包括州一级的支出——在2008年和2009年略高于趋势,约为3%;而此前十年的平均增幅约为2.3%。)
一个没有紧缩政策的反事实情景
如果G沿着这条趋势路径增长,到2013年,美国的G水平将高出约15%,英国略低于这一幅度,欧元区则高出约10%。这表明2010年以后实施的紧缩政策规模。接下来要问的是,应对这个数字采用何种乘数。我采用了1.5的乘数,并认为基于以下三个理由,这一取值合理:
第一,当名义利率处于零利率下限时,有充分理由预期乘数会很大。
第二,许多国家的财政整顿包括大幅削减公共投资,这可能带来额外的负面供给侧效应。
第三,在这项推算中,三个地区的G都更高,这应当会减少进口漏出。
为简化起见,我假设乘数即时生效。还要记住,我没有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自2010年以来也往往具有紧缩效应。我还假设,下文所述GDP的所有正面影响都不会被更紧的货币政策抵消;但这项推算的部分目的,正是论证这些影响在某个时候很可能会促使货币政策收紧。
按照这一乘数,到2013年,较高的G本可使美国GDP水平提高逾4%,英国提高逾4.5%,欧元区提高近4%。若以增速变化来表述,这四年间美国GDP的平均增速本可达到3.2%,而非实际的2.2%。我们很可能会将这样的复苏描述为强劲,而不是乏力。
衡量财政立场的一项更全面指标,是OECD或IMF计算的结构性或周期调整后初级赤字。用这一指标估算对GDP的影响,有一个缺点:税收或转移支付变化的乘数可能小于政府支出变化的乘数。不过,即使我们采取相当保守的假设,认为结构性初级赤字每减少1%,GDP就会下降1%,那么到2013年GDP的变化幅度仍与前述估算大致相当。(Jordà和Taylor,2013估计,衰退时期对GDP的影响更大,但存在显著时滞。)
我们可以将这一简单估算与针对欧元区的更复杂证据进行比较。in ’t Veld(2013)使用欧盟委员会的QUEST模型计算得出,如果2011年至2013年没有财政整顿,欧元区2013年的GDP将高出约4.5%。Holland和Portes(2012)使用NIGEM模型得出的数字也相近。
图1:美国GDP(对数)与无紧缩政策反事实情景及潜在GDP的比较

截至2013年,无紧缩政策对GDP水平的影响超过了目前对三个地区产出缺口的大多数估计。上图1绘出了美国实际GDP的对数,并与无紧缩政策反事实情景及CBO对潜在GDP的估计相比较。目前的产出缺口可能被低估了,但关键在于,如果GDP高出这么多,那么三个地区的利率似乎都不太可能仍处于零利率下限。因此,我们不仅不会再谈论复苏乏力,也不会再疑惑利率是否永远无法高于零利率下限。
政府债务与安全资产短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阐述同一观点:考察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过、并由Caballero和Farhi(2014)在同一本电子书中提出的低实际利率“安全资产”解释。该观点认为,低实际利率主要反映了安全资产短缺。撇开欧元区的问题不谈,政府债务属于安全资产。我上文提到的反事实情景本会带来额外的政府债务,从而缓解安全资产短缺。
正如Caballero和Farhi强调的,只有当市场相信政府具备财政能力、至少能够在复苏完成后维持这些债务水平时,政府债务才是安全资产。(届时,政府可以通过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来降低净债务,同时维持安全资产的水平。)这触及了紧缩政策争论的核心。认为无紧缩政策反事实不可行的人指出,由于我们进入衰退时债务与GDP之比异常之高,若让政府支出按趋势增长,未来的债务水平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安全资产观点则表明,市场并非必然会立即拒绝更高的债务水平——相反,市场会欢迎这一变化。正如IMF近期的一项评估所总结的(IMF,2014),欧元区恐慌是一场不幸的误导因素,使一些政策制定者误入歧途。因此,认为我们必须立即开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的观点,必然取决于这样一个判断:债务水平提高后,最终会在某个时候造成问题。
这一论点似乎非常薄弱。英国过去曾经历过远高于今天的债务水平。美国税收水平相对较低,远未达到任何拉弗曲线峰值。实施的紧缩政策很大一部分涉及削减投资,而高效的政策本应趁利率如此之低时提前推进投资。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乏力,反映了选择尽早实施紧缩政策这一政策抉择,而这一选择本可以避免。
紧缩政策与低实际利率
这并非意在削弱我认为长期停滞辩论中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自然”实际利率水平似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自然实际利率偏低,意味着更早触及零利率下限;就此而言,Teulings和Baldwin在开篇引用的问题便具有现实意义。低实际利率使紧缩政策造成疲弱复苏成为可能,因为货币政策抵消其影响的能力较弱。不过,明确紧缩政策在造成复苏疲弱方面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厘清长期停滞辩论:
第一,如果没有紧缩政策,利率就不会处于零利率下限,那么就不太需要构建诸如Eggertsson和Mehrotra(2014)所提出的、会产生负自然实际利率的模型。
第二,这将有助于更清晰地区分长期停滞问题与未来供给侧增长问题,并厘清二者是否相关。
参考文献
Caballero, R J和E Farhi(2014),《安全资产短缺在长期停滞中的作用》,载于Teulings和Baldwin(2014)。
Eggertsson, G B和N Mehrotra(2014),《长期停滞模型》,载于Teulings和Baldwin(2014)。
Eichengreen, B(2014),《长期停滞:长远视角》,NBER工作论文20836。
Holland, D和J Portes(2012),《紧缩政策会适得其反吗?》,《国家经济评论》第222期。
IMF独立评估办公室(2014),《IMF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应对》,华盛顿:IMF。
in ’t Veld, J(2013),《欧元区外围与核心地区的财政整顿及溢出效应》,《经济论文》第506号,欧盟委员会经济和金融事务总司。
Jordà, O和A Taylor(2013),《紧缩政策的时机:财政政策平均处理效应的估算》,NBER工作论文19414。
Kose, M A、P Loungani和M E Terrones(2013),《这次全球复苏为何不同?》,VoxEU.org,4月18日。
Teulings, C和R Baldwin(2014), 《长期停滞:事实、原因与应对之策》,VoxEU电子书,8月。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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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mon Wren-Lewis是牛津大学教授,也是默顿学院研究员。
图片:2012年5月11日,一名男子在东京一家经纪公司外查看股票行情牌。路透社/Toru Ha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