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新政府与欧元区伙伴之间的谈判,果然如预期般紧张而艰难。希腊希望获得债务减免和财政空间,以便增加支出、修订结构性改革、停止私有化,并通过拒绝此前的救助方案宣告政治胜利;欧元区伙伴则希望坚持救助协议条款并采取强硬立场,防止民粹主义运动在其他欧元区国家进一步壮大。这可不是容易解开的结。
撰写本文时,希腊与伙伴之间的谈判再次破裂。双方或许会就填补短期融资缺口达成某种协议,但比撑过未来几个月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自2010年以来,解决希腊紧迫问题的所有尝试都未能持久,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阴影也一再重现。
迄今为止,希腊的救助计划以失败告终。2010年5月商定的首轮救助方案预计产出将仅下降7%,而2012年3月商定的第二轮救助方案将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然而,经济实际萎缩幅度约为25%。救助计划的最终目标——在计划结束时确保希腊能够以可持续的条件从市场借款——并未实现;这并不只是因为希腊新政府与官方债权人目前陷入僵局。若没有1月的提前选举,希腊就无法以可承受的利率从市场借款。即使新政府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从而使目前极高的市场收益率下降,希腊的市场借款利率很可能仍然过高。
我认为,救助失败的责任由希腊及其官方债权人共同承担,因此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考虑各种方案,寻求一项合理的协议,确保公共债务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鉴于希腊约80%的公共债务由官方债权人持有,且可持续的市场借款前景仍遥不可及,解决债务难题有三种选择:(1) 实现远高于目前计划的相当于GDP 4.5%的基本预算盈余,并加快私有化,以便偿还到期债务;(2) 对近期预计到期的债务(未来几年到期的欧洲央行持有债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尤为突出)违约或进行债务减记;或(3) 获得新的非市场融资。我认为,这种融资唯一合理的选择是使用欧元区常设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
新希腊政府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将基本预算盈余降至远低于目前计划的GDP 4.5%;由此不难断定,上述选项1行不通。选项2显然不为欧元区伙伴接受,而且或许也没有必要。只要利率极低、期限足够长,任何债务水平都可以持续;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论欧元区伙伴是否愿意接受,他们已经通过期限很长、利率很低的贷款,将希腊的大部分公共债务社会化。如果他们不愿承担债务减记的损失(无论按名义价值还是净现值计算),就可以进一步延长现有贷款的期限和宽限期,并按照上述第三种方案提供新贷款,以填补资金缺口。
我看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替代方案,可以取代面向希腊的新一轮ESM长期计划。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安排和政治层面。降低基本预算盈余将需要规模更大的ESM贷款。关于附加条件(包括结构性改革和私有化)的谈判很可能会是一场噩梦。即使谈判代表达成协议,也需要所有欧元区伙伴一致同意,才能将协议转化为新合同;而这还需要部分国家议会批准,可能难以实现。
如果希腊与欧元区伙伴未能达成合理的长期协议,新希腊政府可能会对部分债务违约,造成严重后果,并可能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政府也可能垮台。新的选举很容易造成政治瘫痪,进而再次导致希腊违约,并引发可能波及甚广的后果。
我预计,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担忧将促使希腊与欧元区伙伴达成协议。但我担心,这项协议只会是短期补救措施,而各种约束将阻碍双方找到持久解决方案,只会把问题推迟。希腊悲剧将由此进入下一幕: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很可能在几年后重现。与此同时,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会抑制经济活动,损害希腊及其官方债权人的利益。要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智慧。
本文最初发表于 Bruegel Blog。文章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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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solt Darvas是Bruegal高级研究员。他还是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以及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副教授。
图片:11月,在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ECB)总部旁可见欧元标志。路透社/Lisi Nies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