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学家非常适合构想新的制度安排，但他们习惯于边际思考并紧贴手头证据，这使他们倾向于回避激进变革。然而，面对新的挑战，经济学家必须设想新的解决方案，一个新群体正致力于此。
1933年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寄出了一封引人注目的公开信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斯福于当年早些时候上任，当时经济陷入萧条，使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他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新政，包括公共工程项目、农业补贴、金融监管和劳动改革。他还让美国脱离金本位，以赋予国内货币政策更大的自由空间。
凯恩斯认可这些政策的总体方向，但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担心罗斯福不必要地扩大政策议程，使经济复苏工作复杂化。罗斯福在提振总需求方面做得太少，而在改变经济规则方面做得太多。凯恩斯尤其针对《全国工业复兴法》，该法大幅扩展了劳工权利并促进了独立工会的发展。他担心《全国工业复兴法》会削弱企业信心并加重联邦官僚机构的负担，却对复苏没有直接贡献。他还怀疑罗斯福所听取的一些建议“并非荒唐古怪”。
凯恩斯并不十分看好罗斯福的经济学，但至少他是一位善意的批评者。由于新政的大部分内容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正统观念相悖，罗斯福的政策几乎得不到当时主要经济学家的支持。例如，正如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在其近期颇具吸引力的著作《美国违约》中所解释的，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打破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将造成混乱和不确定性。罗斯福“智囊团”中唯一货真价实的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是雷克斯福德·塔格韦尔，一位鲜为人知、年仅4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甚至没有给研究生授课。
在当今，当我们面临的挑战几乎与大萧条时期一样严峻之际，经济学家能否证明自己更有帮助？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目前可能并不严重，但劳动力的大部分群体似乎被排除在经济进步之外。创纪录的不平等水平，以及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较差的收入前景，正在侵蚀自由民主的根基。支撑全球化的规则亟需改革。而气候变化仍然构成生存威胁。
这些问题需要大胆的应对。然而，主流经济学家大多似乎热衷于边际修补——这里调整一下税法条款，那里征收碳税，或许再附加一些工资补贴——却使支撑经济博弈规则的权力结构原封不动。
经济学家可以通过采取更宽广的视野来迎接这一挑战。上个月，我与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共同发起了一项倡议，我们将其称为“包容性繁荣经济学”（EfIP）。从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到创新政策与选举规则，其目标是推进雄心勃勃的政策构想，更密切地关注不平等与排斥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权力失衡。
正如苏雷什·奈杜、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和我在我们的“宣言”中所阐述的，过去几十年来的主导政策理念，既无可靠的经济学依据，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主流经济学。而且，当代经济研究如果运用得当，实际上完全有助于形成构建更公平社会的新思路。经济学可以成为包容性繁荣的盟友。但要让受众相信这些主张的价值，则取决于我们经济学家自身。
我们的网络由学术经济学家组成，他们相信可以在不放弃科学严谨性的前提下发展新思想。“循证政策”是当今的流行口号。因此，我们的政策简报以实证分析为基础，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但对我们而言，“循证”的方法并非强化对现有制度安排边缘性政策的保守偏好，而是鼓励试验。毕竟，如果不尝试新事物，我们又怎能获得新的证据？
市场依赖于一系列广泛的制度来创建、监管和稳定市场。这些制度并无预定形式。产权和合同——使市场得以运转所需的最基本制度——是可以用多种方式设计的法律构造。面对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现实，关于不同权利主张者之间产权分配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经济学在此并不能提供确定的答案，但它提供了识别相关权衡所需的工具。
我们初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提案中贯穿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塑造当代全球经济运行的权力不对称。许多经济学家忽视此类不对称的作用，因为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权力几乎没有施展空间。但在我们所考察的现实世界中，权力不对称普遍存在。
在工资和就业福利的谈判中，谁占据上风？谁主导市场，谁又必须屈从于市场力量？谁能够跨境流动，谁又被困在家中？谁能逃避税收，谁又不能？谁有权设定贸易谈判的议程，谁又被排除在外？谁拥有投票权，谁又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我们认为，解决此类不对称问题不仅在分配层面具有合理性，而且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表现。经济学家拥有一套强大的理论工具，使他们能够思考此类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非常适合构想超越现有框架的制度安排，但他们习惯于边际思考并紧贴手头证据，这使他们倾向于回避激进变革。然而，面对新的挑战，经济学家必须设想新的解决方案。想象力至关重要。我们尝试的并非每一件事都会成功；但如果我们不重新发现罗斯福信条的价值——“大胆、持续的试验”——我们必将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