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早已知道，人们很少像标准经济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思路连贯、不带偏见、富有远见、自私，或偏好固定。然而，直到最近，无法用自利和理性解释的个体行为，仍被视为在总体层面无关紧要（Fehr and Tyran 2005）。因此，政策可以按照人们理性且自利的方式行事来设计，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只关注改变激励机制、改善信息获取的政策。经济学家基本忽视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未将其作为制定行为改变政策的依据。
《世界发展报告》的三项主要原则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世界发展报告》表明，将行为洞见纳入发展倡议有益。在这份《发展报告》中，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决策方法占据了核心位置。
报告借鉴前沿研究，构建了一个以三项原则为核心的人类思维框架，而这些原则在标准经济模型中都被忽略了。
第一项原则是：所有人都会自动思考。
自动思维是“直觉式、联想式和印象式的”（Kahneman 2011）。虽然审慎思考是大多数经济模型的核心，但自动思维系统却是“你所作许多选择和判断的幕后主笔”（Kahneman）。它能让人作出“快速而节俭”的决策（Gigerenzer 2000），但也可能导致判断中出现系统性错误。
以医疗储蓄为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中，有63%源于本可通过容易获得的健康产品预防的疾病（Jones et al. 2003）。在肯尼亚疟疾流行地区开展的一项实验，测试了应对这一问题的干预措施（Dupas and Robinson 2013）。一组人获得了有关为医疗开支储蓄益处的信息。另一组则另外获得三样东西：一个可上锁的盒子、一把钥匙，以及一本用于记录储蓄目标的存折。六个月后，第二组的人储蓄明显更多，也更有可能支付得起突发医疗费用。研究人员询问受试者，盒子为何有助于他们储蓄。受试者表示，盒子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式来存下零钱（33%），并增加了花钱的障碍，因为钱不会随手可取（32%）。当被问及此前为何没有使用可上锁的盒子时，大多数人回答说，他们“从未想到过”（88%）。结果表明，可上锁的盒子和存折促进了“心理账户”——一种通过资金分类改变财务行为的认知过程（Thaler 1990）。
《发展报告》提出的第二项思维原则是：人类会进行社会性思考。
人们往往重视遵从社会规范，并按照社会环境所规定的方式行事。与大多数经济模型所假设的自利而自私的行为者不同，现实中的人关心他人的福祉，而且只要别人尽了自己的那份力，他们通常愿意合作。许多人还会惩罚不尽己责的人，即使这会让自己付出代价（Fehr and Gachter 2000）。因此，即使群体中有些人完全自利，许多群体仍能维持很高水平的合作。
一项在印度开展的群体贷款实验表明，干预措施可以借助社会性思维实现发展目标（Feigenberg et al. 2010）。贷款群体被随机安排每周或每月见面一次。见面频率产生了经济影响。与每月见面的人相比，每周见面的人后续贷款违约的可能性低三倍；实验结束近两年后，他们也更愿意与原群体成员共同分担风险。
报告提出的第三项思维原则，对经济学家而言最不熟悉：人们借助心智模型进行思考。
为了理解周遭环境中浩如烟海的信息，人们会运用类别、社会身份、图式以及不言自明的世界观等概念工具，从情境中推导意义。环境中的制度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能够想象的选择（Douglas 1986）。然而，心智模型往往会被自然化，以至于类别、社会身份和行为模式被视为自然或不可避免的状况，尽管其他视角完全可能存在，或许更可取，而且常常已存在于其他社群中。
一个强有力的心智模型例子是“荣誉文化”：它认为，受到轻慢的人必须通过惩罚侮辱者来避免蒙受羞辱。美国一项著名实验研究了荣誉文化：实验人员的同伙在走廊里撞到受试者，并对他们出言辱骂。来自美国南部的受试者体内激素水平骤升，而来自美国北部的受试者则没有这一反应（Nisbett and Cohen 1996及图1）。南方人在受辱后的生理反应更强、行为相对更具攻击性，这为文化会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其社会交往方式提供了一些证据。
图1．美国北方人与南方人受辱后的生理反应
来源：Nisbett and Cohen（1996）
荣誉对发展的影响
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会影响发展。印度的一项实验表明，荣誉文化阻碍了高效惯例的形成，而这些惯例本可帮助维持经济发展（Brooks et al. 2015）。村庄生活中的协调问题有一个简单例子：排走污水，使巷道保持干燥。村民希望巷道干燥，只要别人也排水，他就会排水。但如果别人不排，他花时间排水就会白费，巷道仍会因他人的污水而泥泞湿滑。研究人员在一项实验中试图模拟这一问题。他们邀请高种姓和低种姓男子参与双人游戏：双方协调达成良好均衡（人人都排出污水）时，收益很高；协调达成不良均衡（无人排水）时，收益虽低但为正；如果一名玩家是唯一排出污水的人，则会蒙受损失（协调失败）。研究发现，高种姓配对采用高效惯例的可能性远低于低种姓配对（图2，A栏）。为什么？因为高种姓男子对协调失败的反应更为负面（图2，B栏）。在某一轮决策中，如果一名高种姓男子选择排水而其搭档没有，下一轮他就不太可能再次尝试合作。此后，这一配对就不太可能形成高效合作惯例。正如A栏所示，即便搭档中只有一人属于高种姓，并通过荣誉文化来理解自己的经历，他的行为也会大幅降低双方采用高效惯例的可能性。一项后续调查询问男子，在村庄生活中遇到各种轻慢时，怎样回应才合适。结果表明，游戏中观察到的种姓行为，能够代表受试者面对现实轻慢时的反应。因此，印度北部的荣誉文化可能正在阻碍更好惯例的发展。
图2．种姓文化如何影响印度的一项协调博弈
框架效应与决策
人们并不总是以一致的方式评估信息，因为他们回应的不只是客观事实，也包括事实的表述方式。Tversky and Kahneman（1981）开展了一项关于框架效应的开创性实验。他们请学生回答，面对“一种预计将导致600人死亡的罕见亚洲疾病”，他们更倾向于哪一项方案。半数学生看到一种表述方式下的决策问题，另一半则看到另一种表述方式。
在框架1（收益框架）中，学生要在以下两项中作出选择：（a）一项能够挽救三分之一人口的方案；或（b）一场赌博，有33%的机会挽救所有人，66%的机会无人获救。
在框架2（损失框架）中，学生要在以下两项中作出选择：（a）一项会导致三分之二人口死亡的方案；或（b）一场赌博，有33%的机会无人死亡，66%的机会所有人都会死亡。
尽管两个框架中的政策选项（a）和（b）完全相同，人们的偏好却大不相同。看到收益框架时，学生更可能选择结果确定的选项；只有28%的人选择赌博。看到损失框架时，他们更可能冒险以挽救更多生命，78%的人选择赌博。从收益框架转向损失框架，伴随着人们从规避风险大幅转向承担风险。人们的态度彼此矛盾，因此，框架的改变可以改变偏好。对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开展的一项类似研究发现了一些提示性证据，表明政策的表述框架也会影响发展专业人士对政策的认可程度。发展领域的实践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会受到偏见影响。
结语
由于框架和情境会影响态度与决策，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仅凭理论推导出最佳政策。《世界发展报告》强调，通过试验拟议干预措施的不同变体，可以改进发展政策。以医疗储蓄实验为例，可上锁的盒子干预措施是随机对照试验中测试的五项干预措施之一。研究人员事先并不知道哪些措施会奏效、哪些会失败，因为他们并不确切了解人们为何不储蓄。测试多项干预措施，让研究人员深入了解储蓄障碍，并更好地理解哪些细微支持措施能够改变行为。研究结果并非显而易见或必然如此。
标准经济模型具有简约而有力的解释力，因此尽管存在局限，仍颇具影响力。报告表明，拓展我们对影响决策的丰富因素的理解，可以助力发展工作。纳入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科学领域的行为洞见，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创新且有时成本较低的干预措施，帮助人们实现目标、提升福祉。
参考文献
Brooks, B, K Hoff, and P Pandey（2015），“‘Cross me and I’ll punish you’：文化会阻碍高效惯例吗？”，芝加哥大学，手稿。
Douglas, M（1986），《制度如何思考》，纽约州锡拉丘兹：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
Dupas, P, and J Robinson（2013），“为什么穷人不多储蓄？来自医疗储蓄实验的证据”，《美国经济评论》103(4)：1138-71。
Fehr, E and S Gachter（2000），“公共品实验中的合作与惩罚”，《美国经济评论》90(4)：980-94。
Fehr, E and J-R Tyran（2005），“个体非理性与总体结果”，《经济展望杂志》19(4)：43–66。
Feigenberg, B, E Field, and R Pande（2013），“社会互动的经济回报：来自小额信贷的实验性证据”，《经济研究评论》80.4：1459-1483。
Jones, G, R W Steketee, R E Black, Z A Bhutta, S S Morris, and the Bellagio Child Survival Study Group（2003），“今年我们能够预防多少儿童死亡？”，《柳叶刀》362（9377）：65–71。
Nisbett, R E and D Cohen（1996），《荣誉文化：南方暴力心理学》，科罗拉多州：Westview Press。
Thaler, R H（1990），“异常现象：储蓄、可替代性与心理账户”，《经济展望杂志》4(1)：193–205。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1981），“决策框架与选择心理学”，《科学》211（4481）：453-458。
世界银行集团（2015），《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心智、社会与行为》。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布。文章的发布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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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lison Demeritt 是社会学博士候选人，也是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核心团队成员。Karla Hoff 是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心智、社会与行为》的联合主任及高级研究经济学家。James Walsh 是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研究团队成员。
图片：一名男商人与两名女商人在日本的工作场所外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