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就如何处理政府债务危机总结出六条重要经验。然而,在希腊危机的应对中,这六条经验中的每一条都被忽视了。
基金组织参与救援欧元区的行动,或许提升了其在欧洲的影响力,也赢得了欧洲的好感。但基金组织及其欧洲股东未能遵守自身的最佳实践,这一失误最终可能被证明是致命的失误。
希腊救助失败中被忽视的一条关键经验是:一旦需要救助,就应一次到位、彻底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就认识到这一点,当时 对韩国的救助力度不足 迫使各方进行了第二轮谈判。在希腊,问题甚至更为严重:目前正在讨论的860亿欧元(940亿美元)方案,是在2010年1100亿欧元救助和2012年1300亿欧元援助之后推出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受到很大限制。其贷款额度以一国对其资本出资额的倍数为上限,按此标准衡量,其对希腊的贷款高于其历史上的任何一笔贷款。然而,欧元区各国政府不受此类限制,因此得以自由推出一项本可持续的方案。
另一条被忽视的经验是不应救助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当时它将不良银行贷款转移到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及其他政府的账面上,也转到了自己的账面上。在希腊,法国和德国银行发放的不良贷款被转入公共账目,风险不仅转嫁给了欧洲纳税人,还转嫁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体成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在希腊应用的第三条经验是:紧缩往往导致恶性循环,因为支出削减使经济收缩的幅度远超原本水平。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短期方式放贷,它有动机忽视紧缩的影响,以便得出能够显示还款能力的增长预测。与此同时,其他欧元区成员国为了证明减少融资的合理性,也乐于无视 紧缩的灾难性影响。
第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认识到,改革在数量少且重点突出时最有可能得到落实。当一国需要援助时,债权人往往倾向于坚持列出长长的改革清单。但处于危机中的政府将难以应对多项同时提出的要求。
在希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欧洲伙伴一道,不仅要求政府削减开支,还要求其进行影响深远的税收、养老金、司法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尽管最紧迫的措施不会对希腊财政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别无选择,只能强调能够提高还款可能性的短期支出削减——即便这会使较长期的改革更难推行。
第五条经验是,除非政府承诺贯彻到底,否则改革不太可能成功。被认为是从国外强加的条件几乎必然失败。就希腊而言,国内政治考虑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做出姿态,对希腊政府严加施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力图表明,它对希腊与对巴西、印度尼西亚和赞比亚一样强硬——即便这样做最终适得其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抛弃的第六条经验是,救助那些无法完全掌控本国货币的国家会带来额外风险。正如该基金组织在阿根廷和西非的经历所示,这类国家缺少应对债务危机最便捷的调整方式之一:货币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就加入货币联盟的风险事先警告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因此在介入欧元区危机之前,本应考虑其介入是否恰当或必要。其介入的理由凸显了其决定所伴随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行动最明显的原因是,欧洲未能解决自身问题,并且拥有将基金组织拖入其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一直是欧洲人,欧洲国家在基金组织理事会中的表决权也远超其应有比例。
但同样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做出这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失去相关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让美元浮动汇率,基金组织几乎因此变得多余;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拯救了它,使其跃升为全球金融“救生员”的角色。
十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性再度减弱,但因其在前苏联集团经济体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重获生机。在欧元危机爆发时,该基金组织在东亚危机的余波中再度陷入困境,其付费客户竭尽一切手段避免求助于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欧元区危机,如今又给新兴经济体增添了一个令其失望的理由。在 美国阻挠了它们的要求 ,即要求在基金组织内拥有更大发言权之后,它们如今发现该组织一直在为欧洲效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难以重新赢得这些日益重要的成员的信任。除非美国和欧盟放手,否则该基金组织此次谋求重新获得相关性的努力,很可能最终成为其最后一次。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刊发。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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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gaire Woods 是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并担任该校全球经济治理项目主任。
图片:欧元货币符号位于欧洲中央银行旁边。REUTERS/Lisi Nies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