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难以轻易破灭。去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外奔波，谈论我的 新书 ——正如我最近在 foreignpolicy.com 上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本书倡导 我们在推进民主发展时保持谦逊的价值 。我的信息虽然审慎，但我的目的并非助长悲观情绪，而是着重指出务实的前进路径。
然而，我一再遇到批评者，他们哀叹我似乎缺乏雄心。“为什么，”他们问道，“你要低估变革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的难道不是大胆、果断且合乎道德的领导力，能够拨开当前困境的乱局吗？治理薄弱之处，强有力的领导者完全可以也应该迅速而有系统地使其强大起来！”
如今，已有大量学术研究论证，治理变革并非仅凭意志就能实现，而是“善治”长期、缓慢、渐进过程累积的结果。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及其同事 从概念层面阐明了 相互竞争的精英之间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交易，如何为稳定以及（或许）正式游戏规则的缓慢演进提供平台。弗朗西斯·福山 以精湛笔法记录了：他用 两 卷著作，追溯法治深厚的历史根源，并阐述在国家能力仍然薄弱的环境中，民主化所带来的艰巨挑战。
然而，对许多人而言，概念和历史视角仍然缺乏说服力。“我们需要改变，”他们坚持说，“所以优秀的领导者就应该带来改变。”
无论如何，损害正在发生。如果我在 《顺势而为》 一书中的论点是错的，那么我的渐进主义方法就会在需要大胆和卓越之时，为平庸（有时甚至是贪腐）提供庇护。但如果批评者错了，那么造成损害的就是他们看似富有远见的论述——它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树为标准，因而助长失败之后不可避免的幻灭与绝望。
为了试着厘清这些针锋相对的论点，我查阅了一些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化热潮之后，许多民主国家（无论新兴还是历史较久的民主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但是什么推动了这些进步？是由持续、大胆的领导力推动的治理转型仍在继续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更为混乱的过程——“摸索前行”，但总体而言仍取得了成功？
要更好地了解这些成就及其驱动因素，一种方法是审视跨国证据。这里我着重关注两个方面的进展——经济表现趋势和制度质量趋势。所附的 1998至2013年治理显著改善的国家 文件总结了符合以下条件的全部65个国家所呈现的模式：处于民主化进程中，人口超过100万，且截至2000年人均收入低于10,000美元。这些国家大致平分为两组：35个国家在近期持续取得经济进步（尽管进程往往并不平稳）；另外30个国家在制度或经济方面的进展有限，甚至毫无进展。
我将在未来几天发布一篇后续文章，深入探讨这些模式。(当然，如果想确保收到后续文章，欢迎在访问网站时订阅我的博客……）。不过，现在先来看核心结论：
除欧盟入盟国家外，只有两个国家——格鲁吉亚和利比里亚——在最初实现民主化之后，继续取得了治理方面的转型性进步。
只有两个国家……（！！！）……格鲁吉亚和利比里亚……（！！！）……这几乎算不上支撑转型论断的有力依据！！！
鉴于这些现实，我们当然需要摒弃对转型的幻想，依据可行之事的既有记录，而不是我们的梦想和愿望，来采取行动并开展倡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降低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许多看似微小的胜利不断累积，其后果可能十分深远。但着眼于渐进式进步，需要一种不同于近年主流观念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放下对即时满足的迷恋，并致力于长期持续努力。发展——包括治理层面的发展——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
本文与 世界银行“人、空间与审议”博客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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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赖恩·利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和开普敦大学任教。
图片：法国建筑景观。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