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工人而言，在正规部门的工厂谋得一份工作是一次重大改善。例如，Dao Thi Sen 在一家由韩国企业投资的越南服装厂工作。“我以前是自由缝纫工。但那份工作不太稳定。这份工作更好”。寻找更好的工作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迁移。Cong Nguyen 在越南北部的家乡河静省难以找到稳定工作，他迁移了1000多公里，来到胡志明市附近的古芝，在一家纺织厂的包装部门找到了工作。Cong 在新工作中结识了妻子，能够维持家庭生计并供儿子接受良好教育；他计划将来有一天回到家乡退休。1
低收入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与生产率
在低收入国家，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情况十分普遍，非正规企业雇用了相当大比例的劳动力，并为贫困人口提供生计（Banerjee and Duflo 2007, Gollin 2008）。非正规企业是指未依法在政府登记注册的企业，主要是由家庭经营的小型企业，其生产率往往远远落后于依法注册的正规企业。2因此，非正规企业数量众多的国家，其总体生产率较低（Hsieh and Klenow 2008）。同样，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非正规企业就业的普遍程度往往会下降（La Porta and Shleifer 2014）。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政策在提高小型非正规企业内部生产率，或帮助劳动力从这些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正规企业方面，可能发挥何种作用。
针对非正规企业绩效能否提升的研究已相当丰富，总体发现的潜在收益通常很小。例如，McKenzie and Woodruff（2014）总结称，很少有企业会采用培训中所教授的经营做法；而 Bruhn and McKenzie（2014）得出结论，大多数旨在促使非正规企业注册为正规企业的政策，即便有效，带来的注册增长也十分有限（如果有的话），而且大多数企业并不会因正规化而受益。此外，Karlan and Zinman（2011）报告称，获得小额信贷并不能促进微型企业的增长。
然而，对于提高总体生产率的第二种可能机制，即劳动者从低生产率的非正规企业流向生产率更高的正规企业，学界关注较少。关于低收入国家个人在经济整体范围内进出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十分稀少，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城市地区及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Maloney 2004）。
理论认为，随着低收入经济体的发展，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可能会转入正规部门（Lucas 1978, Gollin 2008）。通过考察越南的经济扩张及其对新出口机会的反应，我们近期的研究（McCaig and Pavcnik 2015）进一步阐明了低收入国家个人从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转变的情况，以及这一转变对总体生产率可能产生的影响。
越南从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的转型：新证据
1999年至2009年，越南经历了十年的快速增长：人均GDP增长了78%，从1999年的173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增至更高水平；劳动力增长了35%；非正规部门就业占劳动力的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从86%降至79%。来自人口普查和住户调查的全国代表性数据，使我们能够考察在快速增长的低收入经济体中最有可能实现正规化的非正规就业者的特征，以及这些工人在转入正规部门时是否从事不同的工作任务。
首先，年轻工人对非正规就业总体下降作出了关键贡献。
在1999年至2009年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比年龄较大、正在退出的群体更不可能从事非正规工作，这凸显了劳动力队列构成的变化在解释整体经济非正规就业下降中的重要性。这一渠道占整体非正规就业下降的69%。
此外，较年轻队列在队列内部的非正规就业下降幅度，大于较年长的队列。
这一渠道占整体非正规就业下降的3%。
国内迁移在劳动力正规化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近期迁移的工人中只有42%从事非正规部门工作（而全体工人的这一比例为79%），在近期迁入制造业的工人中，从事非正规部门工作的比例更低，仅为14%。迁移决定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制造业工人尤甚。在所有行业中，20至24岁的工人中有12%在2009年前的五年内发生了迁移，而同一队列中制造业工人的迁移比例为29%。因此，迁移决定极大地影响着获得正规部门工作的可能性。
谁会转入正规工作？
我们发现，从非正规部门转出的工人，其可观察特征与已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工人相似：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男性、非少数群体，且多位于城市。
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在农村、年龄较大以及女性工人，不太可能实现这种转变。然而，尽管可观察的工人特征强烈影响一名工人在非正规部门还是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但这些特征在个体层面上却难以很好地预测其从非正规部门转出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为何有些工人离开了非正规部门，而另一些工人则没有。
重要的是，转入正规部门的工人实现了职业升级。
从非正规部门转入正规部门的工人，增加了技能型职业（例如技术手工业者和体力工人、技术服务工人）的就业，以及装配、机械和专业类职业的就业——这些职业均与薪酬高于非正规部门中普遍存在的初级职业相关。虽然许多工人转入了正规部门的低技能制造业岗位，但这些岗位对技能的要求更高，报酬也高于这些工人此前在农业以及非正规制造业或服务业中的工作。因此，转入正规部门也往往与向上的职业流动相关。对迁移工人的类似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职业升级的结论。
我们关于出生队列、转换者以及职业升级的分析，揭示了低收入国家正规化进程中劳动条件的变化。此外，劳动力从非正规的家庭经营企业持续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可以提高总体生产率。如前所述，许多研究记录了非正规就业的普遍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系统性的负相关关系，并将各国之间的总体收入差距归因于各部门和企业之间投入配置的低效。决策者可能倾向于寻找更多方法，以促进低收入国家摆脱非正规就业。此类政策需要考虑全球市场（McCaig and Pavcnik 2014）、产业政策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偏好（Martin et al. 2014）的影响。
例如，在先前的研究中（McCaig and Pavcnik 2014），我们考察了新的出口机会对越南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配置的影响。2001年美越双边贸易协定使越南的出口从美国关税税则的第2栏转为最惠国待遇。关税削减是即时的，且幅度很大。制造业的平均关税削减了30.3个百分点，而服装行业的关税削减幅度更是惊人，达58.5个百分点。McCaig（2011）表明，在那些因对美出口关税降低而受益的行业较为集中的越南地区，出口机会降低了贫困水平。美国关税的降低使正规企业中制造业工人的比例在两年内提高了5.2个百分点。在服装行业，正规企业工人的比例提高了9.6个百分点。由于正规部门制造业的人均产出约为非正规部门制造业的6.5倍，这种劳动力再配置与制造业内约10%的生产率提升相关。3
结论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凸显了促进正规部门增长、进而吸引劳动力离开非正规部门的政策的重要性。此类政策不仅能为转换的个人带来职业升级和收入增长，也有助于正规化部门实现总体生产率的提升。我们还证明，劳动力正规化的速度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内在相连。在越南快速增长的十年间，非正规部门就业减少的超过三分之二，归因于劳动力队列构成的变化。年长、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很可能始终从事非正规工作。
参考文献
Banerjee, A V, and E Duflo (2007)，“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1): 141-167.
Bruhn, M, and D McKenzie (2014)，“Entry regulation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micro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9(2): 186-201.
Gollin, D (2008)，“Nobody’s Business But My Own: Self-Employment and Small Enterpris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5(2): 219-233.
Hsieh, C-T and P J Klenow (2008)，“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Karlan, D, and J Zinman (2011)，“Microcredi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Using randomized credit scoring for impact evaluation，” Science, 332(6035): 1278-1284.
La Porta, R, and A Shleifer (2014)，“Informalit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3): 109-126.
Lucas, R E Jr (1978)，“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9(2): 508-523.
Martin, L A, S Nataraj, and A Harrison (2014)，“In with the Big, Out with the Small: Removing Small-Scale Reservations in Ind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942.
Maloney, W (2004)，“Informality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 32(7): 1159-1178.
McCaig, B (2011)，“Exporting out of poverty: Provincial poverty in Vietnam and U.S. market acces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5(1): 102-113.
McCaig, B, and N Pavcnik (2014)，“Export Markets and Labor Allocation in a Low-Income Count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455.
McCaig, B, and N Pavcnik (2015)，“Informal Employment in a Growing and Globalizing Low-Income cou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5(5): 545-50.
McKenzie, D and C Woodruff (2014)，“What are we learning from business trai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s around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9(1): 48-82.
尾注
[1] 这些示例源自 Better Work Vietnam，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betterwork.com/global/wp-content/uploads/Better-Work-Vietnam-Telling-the-Story.pdf and http://betterwork.org/vietnam/?p=2255。
[2] 对非正规性作出精确定义因多种原因而颇具挑战。例如，如果一家企业持有税务代码，却没有经营许可证（这可能发生在涉及多个政府机构的情况下），那么它是正规还是非正规？如果一家企业拥有依法要求的全部文件，却对部分采购和销售对政府隐瞒，那么它是非正规还是正规？尽管存在这一挑战，La Porta and Schleifer（2014）表明，各种非正规性指标之间高度相关。对于越南，我们将正规部门就业定义为在依据越南《企业法》正式注册的企业中工作。
[3] 此处报告的数字与 McCaig and Pavcnik（2014）略有不同，基于一项正在修订中的研究。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刊登本文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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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rian McCaig 是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经济系助理教授。Nina Pavcnik 是 Dartmouth College 经济学教授，同时为 CEPR 研究附属学者。
图片：一名员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中央商务区的 Safaricom 手机客服中心内，为一名客户办理名为 M-Pesa 的移动转账业务登记。REUTERS/Thomas Muko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