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由工程技术推动，第二次由电力和生产线推动，第三次则由技术和信息推动。即将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现代经济体，不会是崇拜机器的经济体，而是支持人类创造力的经济体。当我们了解人们如何思考和工作效率最高时，就会为了健康和经济生产力，优先保障员工的福祉。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健康一直被系统性地拿来换取经济增长。“劳动”一词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当时奴隶制衰退、货币广泛普及；它象征着人类技能的货币化：“有报酬的生产性工作，尤其是体力劳作。”它的现代定义，以及我们对生产力的理解，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
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
17世纪中叶，随着农村农耕社会转变为城市工业社会，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意味着要深入地下开采能源，并进入工厂进行制造。这些行业对工人健康造成的损害有充分的记录：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矿工和工厂工人被置于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常因此患病、承受身体疼痛，甚至过早死亡。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机遇，也伴随着危险的劳动。以福祉换取经济利益的代价显而易见：雇主明知自己经营的企业付给工人的报酬，换取的不只是他们的时间，还有他们的健康。
雇主明知自己经营的企业付给工人的报酬，换取的不只是他们的时间，还有他们的健康。随着时间推移，机器取代人类决定生产节奏，工作时长也急剧增加。需求不断增长并超过供给，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全天候生产实现利润最大化。国际劳工组织（ILO）一项关于工作时长的大型研究解释说，工业化早期“工作时间”的概念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工作之外的时间被视为“浪费的时间”。
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所感知的工作与生活二分法：工作是用于获取经济收益的时间，而生活则是满足心理和身体需求的时间。四百年后，如今“为了周末而活”的文化，正反映出这种交换方式已成为我们生活中被接受的一部分。
第四次工业革命
如今，西方国家已深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中，并成功从体力劳动转向技能型劳动。然而，把工作之外的时间视为“浪费”的观念并未改变。ILO的研究指出，即使记录在案的工作时长减少，也并不可靠，因为加班和下班后工作已制度化，例如在手机上不假思索地回复邮件。
企业和组织试图打造更高效员工队伍的一个例子，并非着眼于工作本身，而是着眼于工作的办公空间。如今高科技公司普遍采用新一波“有趣”的工作场所设计，这不过是继续为错误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类设计往往旨在鼓励员工延长工作时间并增强对公司的忠诚度。Facebook甚至向员工提供了1万美元，让他们住得离办公室更近。
然而，员工在办公室待得更久与他们利用时间的效率更高之间的联系相当牵强。如果环境舒适，员工或许会打卡更多工时，也会在公司待得更久，但认为这会让他们工作表现更好，缺乏依据。
另一个基于设计的例子是开放式办公室。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并基于错误的假设——认为这样能鼓励更好的工作方式——独立办公室被改成了没有隔断的工作空间。结果形成的环境会增加压力，尤其是噪音带来的压力。压力已成为工作中损害人类健康的主要代价。2016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英国，压力导致的病例占所有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病例的37%，并占所有因健康问题损失工作日的45%。
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研究就表明，压力有助于完成简单或熟悉的任务，但不利于需要复杂、灵活思维的任务。前额叶皮层是与执行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有助于决策、预测，以及与学习和想象相关的许多高级认知过程。压力期间释放的儿茶酚胺水平升高，会损害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包括导致这些功能持续丧失的慢性压力。工作条件会以多种方式影响我们的认知，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影响源自我们的环境和社会背景。
随着机器人日益承担体力劳动，我们需要培育人类区别于机器的特质（至少目前如此）：创造力。心理和身体福祉对创造性思维至关重要，这方面的证据将彻底颠覆以人类健康换取经济增长的历史性交换。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写道：“有一点我深信不疑：未来，人才将比资本更能代表关键生产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