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让我想起已故的牛津历史学家A.J.P.泰勒。尽管泰勒坚称自己在历史写作中努力讲真话，但为了正当事业，他也很乐于对事实加以渲染。弗格森同样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但转入政治模式时，他也同样乐于渲染事实。
弗格森所捍卫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并对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者怀有持续不减的反感。他最近一次为财政紧缩辩护，就在英国最近的大选后不久；他在《 金融时报 》上写道：“工党应该把败选归咎于凯恩斯。”
弗格森的论证，无异于一个残酷的纪律执行者以受害者仍然活着为由，宣称自己的手段得到了证明。在替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辩护时，他指出英国经济去年增长了2.6%（“七国集团中表现最佳”），却忽略了奥斯本为实现复苏而给经济造成的损害。
如今，人们对这些损害已有广泛共识。由奥斯本设立、负责评估政府宏观经济表现的独立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 刚刚得出结论 ：2010年至2012年，紧缩政策使GDP增速降低了2%， 令自2010年以来紧缩政策的累计成本达到GDP的5%。牛津大学的西蒙·雷恩-刘易斯 估计 ，损害可能高达GDP的15%。宏观经济学中心最近对英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紧缩政策损害了英国经济。
此外，英国并非个例。在2012年10月的 《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世界各地的财政乘数都被低估了。”简单来说，预测者低估了闲置产能的程度，因此也低估了财政扩张提高产出的空间。
这是诚实的错误吗？还是因为预测者被那些意味着经济已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模型所支配；若果真如此，财政扩张唯一的结果就会是通胀？如今他们知道得更多了，弗格森也应该明白这一点。
弗格森解读中令人沮丧的一点，是他未能承认大衰退对政府表现和商业预期的影响。因此，他把2014年2.6%的增长与2009年4.3%的收缩相比较，并称2009年是“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仿佛经济增长崩溃是工党政策造成的。同样，他写道：“2010年5月之后，[信心]从未跌回戈登·布朗灾难性执政的最后两年里一直所处的水平”——仿佛是布朗政府的表现导致了商业信心崩溃。
“凯恩斯应为工党败选负责”这一说法格外古怪。毕竟，工党领导层在竞选中最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党摆脱任何“沾染”凯恩斯主义的嫌疑。也许弗格森的意思是，工党 过去 与凯恩斯的关联注定了他们的失败——用他的话说，就是“他们在金融危机之前及期间灾难性的管理”。
事实上，工党最近几届政府坚决奉行非凯恩斯主义政策；货币政策以实现2%的通胀目标为准，财政政策则旨在跨越商业周期实现预算平衡：这是经济衰退来袭前的标准宏观经济做法。对他们执政表现最严厉的指责，是他们接受了金融市场会自我调节至最优状态这一观点——而凯恩斯对此持反对意见。
工党败选不能归咎于凯恩斯；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党压倒性获胜，使工党在该国只剩下一个席位。苏格兰民族党大获全胜无疑有许多原因，但支持紧缩政策并非其中之一。（保守党的表现与工党一样糟。）
苏格兰首席部长兼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抨击威斯敏斯特围绕财政整顿形成的“安逸共识”。她正确地指出，赤字“是经济困难的症状，而不仅仅是其成因”。苏格兰民族党的竞选纲领承诺“在英国全境至少额外投入1,400亿英镑（2,200亿美元），用于技能和基础设施投资”。
既然苏格兰民族党凭借一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方案表现如此出色，那么是否可以说，如果工党更有力地捍卫自己执政时期的记录，并更积极地抨击奥斯本的紧缩政策，表现就会更好？如今，戈登·布朗的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等工党领袖正是这样说的。但他们似乎未能影响工党选举策略的两位设计者埃德·米利班德和埃德·鲍尔斯；两人如今都已退出一线政治。
保守党确实成功做到、而且做得极为出色的一件事，就是说服 英格兰 民众相信，他们只是在“收拾工党留下的烂摊子”，并且要不是紧缩政策，英国就会“走上希腊的老路”——这恰恰也是弗格森的看法。
有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选民已经作出选择。但若把保守党的叙事当作最终结论，那就错了。这基本上是一套毫无根据的宣传说辞，理论支撑寥寥，在实践中却具有破坏性。
如果政府换届，这或许不那么重要。但奥斯本再次出任财政大臣，承诺未来五年实施更严厉的削减。由于德国的缘故，财政紧缩仍是欧元区的主导教条。因此，损害势必继续。在缺乏有说服力的反叙事时，我们或许注定要亲自弄清受害者究竟能承受多少痛苦。
阅读尼尔·弗格森对这篇博客的回应， 请点击此处。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如需持续关注议程， 请订阅我们的每周简报。
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
图片：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出租车驶过威斯敏斯特桥上的大本钟。路透社/基兰·多尔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