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将希腊经济的崩溃归咎于紧缩政策，而这一政策正是希腊债权人所敦促实施的。但数据表明，无论以历史标准衡量，既谈不上显著的紧缩，也谈不上政府削减开支的力度大到足以解释巨额的失业损失。数据所显示的，恰恰是植根于希腊社会价值观和信念的经济弊病。
希腊公共部门充斥着庇护主义（为获取选票）和裙带主义（为获取好处），远比欧洲其他地区为甚。 公共部门员工相对于工资的最高养老金 几乎是西班牙的两倍；政府向企业精英提供免税地位；部分公职人员领取薪水，却从未真正到岗上班。
私营部门同样存在严重弊病，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以及该国商业与政治精英无处不在的影响。根据 最新可得数据，希腊企业利润占企业收入的份额高达46%。意大利以42%位居第二，法国以41%位居第三。（德国为39%；美国为35%；英国为32%。）内部人士获得补贴和合同，局外人则难以打入。据报道，希腊年轻企业家担心在希腊注册公司，唯恐他人伪造文件夺走其企业。根据 世界银行的数据，希腊是欧洲最难开办企业的地方之一。其结果是，市场份额的竞争疲软，拥有新思路的企业寥寥无几。
这种发育不良的体系源于希腊的法团主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强调社会保护、以团结取代竞争，并且不愿接受不受控制的变革。这些价值观对家庭生活或许大有裨益；但即便出于最良好的意图，它们也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和职业生涯僵化。
希腊的 劳动生产率 （每名工人的GDP）仅为英国和意大利的72%，而仅为德国的57.7%。调查显示，希腊的平均生活满意度远低于欧盟最富裕的国家（EU15）。与希腊政府的说法相反，法团主义使处境不利者更加贫困。欧盟关于2010年贫困率的数据显示，希腊为21.4%，远高于EU15的平均贫困率16.7%。
诚然，二战后希腊经历了 生产率提升 ，但主要来自人均教育水平和资本的增加，而这种增长的空间终究有限。希腊的体制阻碍了广泛繁荣的两个重要来源。其一是大量企业家从事发现并利用新经济机会的工作。没有他们，希腊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方面表现欠佳（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强调的一项必要条件）。例如，希腊备受推崇的船东对集装箱化的适应过于迟缓，因此失去了市场份额。
另一个广泛繁荣的来源，是大量致力于构思和创造新产品与新工艺的企业家，这类活动常被称为“本土创新”。在这一点上，希腊缺乏必要的活力： 风险投资资金流入 相对于GDP的规模，比欧盟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小。因此，希腊经济几乎没有能力实现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和较高的人类满意度。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结构性因素与希腊当前的危机毫无关系。事实上，结构主义视角恰恰有助于说明哪里出了问题，以及问题为何会出现。
过去数年间，希腊借助欧盟名副其实的“结构基金”以及来自德国和法国银行的贷款，为大量劳动密集型项目融资。就业与收入飙升，储蓄大量积累。资本流入一旦停止，希腊的资产价格便随之下跌，资本品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也随之下降。此外，由于 家庭财富 的增长已远远超过工资水平，劳动力供给随之减少。因此，希腊由繁荣直接陷入彻底的萧条。
结构主义视角也解释了复苏为何缓慢。由于竞争疲软，企业家并未急于雇用失业者。复苏刚刚开始时，去年秋季的政治动荡便将信心扼杀在萌芽状态。
事实是，希腊需要的不仅仅是债务重组，甚至不仅仅是债务减免。如果希腊年轻人要在自己的国家拥有未来，他们及其长辈都需要培养构成包容性现代经济的态度与制度，而这意味着摒弃其法团主义价值观。
欧洲方面则必须超越对希腊养老金制度、税收制度和集体谈判安排的必要改革去思考。希腊已达到法团主义的顶峰，而意大利和法国也相去不远，德国则紧随其后。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希腊，都必须重新思考其经济理念。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登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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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德蒙·S·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任，著有《 Mass Flourishing》。
图片：2015年3月25日，一名男孩手持希腊国旗。REUTERS/Yannis Behrak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