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造就业岗位。鼓励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扎根，长期以来一直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一种方式。但在发展中国家，哪类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最多？目前尚无定论，这令人遗憾，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如何应对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就业创造乏力可能反映了阻碍高生产率企业发展的扭曲因素（Hsieh and Klenow 2009，Hsieh and Klenow 2014，Bartelsman et al. 2013），也可能是需求受限所致；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甚至可能是增长和存续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此外，就业创造有限可能源于现有企业停滞、企业进入不足，和/或退出过多（Davis et al. 1996）。了解这些方面中哪些最为重要，以及哪些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有助于制定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例如，中小企业扶持计划就以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最多这一理念为前提。
年龄比规模更重要
近期利用发达国家企业层面数据开展的研究表明，高生产率企业快速增长的能力对创造就业岗位至关重要。Haltiwanger et al.（2013）和 Criscuolo（2014）显示，美国和其他 OECD 国家呈现一种“要么发展壮大，要么退出”的动态：生产率最高的新进入企业不断扩张，而最弱的企业则被挤出市场；因此，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是年轻且快速成长的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换言之，年龄比规模更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在这些国家，企业平均规模较小，工业部门在收入中的占比也在不断上升。我们在一篇新论文（Rijkers et al. 2014）中，利用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其中包含所有注册企业的信息，包括个体经营者——剖析突尼斯私营部门的就业创造模式。突尼斯失业率高企且长期居高不下；我们的研究尤其关注中小企业的贡献，这类企业占全部就业的大部分。
我们认为，就业总量创造乏力是活力不足的结果，其表现为缺乏向上流动性、现有企业停滞不前，以及市场缺陷阻碍最佳企业发展。小企业进入市场是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引擎，但这类企业进入市场后的就业表现不如规模较大的企业。
我们的第一个观察是，1994年至2010年间，突尼斯的企业规模分布仍严重偏向小规模就业。净就业岗位创造主要由个体经营的快速起步所推动（成立一年、雇用一名员工的企业）。图1展示了1996年至2010年间按企业规模和年龄划分的净就业岗位创造总量，说明一人企业的创办是就业总量创造的重要贡献因素。图中还显示，就业岗位创造集中在年轻企业。
其次，小企业进入市场后的表现不佳，向上流动性不足也阻碍了就业岗位创造。平均而言，小企业往往比大型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如图2所示。图2展示了就业岗位创造对企业规模回归所得的系数（蓝色虚线）；但这种关系是因为小企业往往更年轻。一旦控制企业年龄（红线），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就少于大型企业。换言之，与美国和其他 OECD 经济体一样，小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因为它们年轻（如图3所示），而非仅仅因为规模小。突尼斯商业动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使是成功存续的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比大型企业多（图4）。这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呈现“要么发展壮大，要么退出”的动态，小企业比大型企业更可能倒闭，但在存续的前提下，也更可能实现增长。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模式似乎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缺陷所驱动。盈利能力和生产率都与净就业岗位创造呈正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很弱。最佳企业难以扩张并获得市场份额，企业生产率也不会随着企业年龄增长而快速提升。这表明市场并未筛选出最佳企业，反而阻碍它们创造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低效率的生产者仍能继续经营，似乎是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保住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动态
突尼斯的研究结果与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动态及发达国家劳动动态的研究相吻合。Hsieh and Klenow（2009；2014）指出，高生产率企业未能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壮大，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总生产率增长相较于发达国家出现了显著损失。Bartelsman et al.（2013）估算了欧洲若干国家和美国狭义行业中生产率与规模之间的协方差。他们发现，总生产率较高的国家配置效率也更强。此外，东欧转型时期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协方差接近于零（或为负），此后有所上升，即配置效率显著改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动态疲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其相对较差的生产率表现。转向就业问题，在发达国家，支撑总生产率增长的高速增长、高生产率企业也是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Haltiwanger et al. 2013，Criscuolo 2014）。因此，在突尼斯这类失业问题严重的国家，配置效率低下有助于解释就业岗位创造为何乏力，这并不令人意外。
突尼斯就业岗位创造面临的关键制约，是缺乏能够促进生产率最高企业扩张的营商环境。针对企业进入和扩张、雇用和解雇员工设置的监管壁垒、繁琐的破产程序，以及失灵的金融部门，都会削弱竞争压力并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为新的和现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计划无法有效应对失业问题，因为这些企业很少实现增长。突尼斯的就业岗位创造就像一处被遮阳物挡住阳光的苗圃——无论播下多少种子，只要障碍不被移除，开花的种子就寥寥无几。
参考文献
Bartelsman, E、J Haltiwanger 和 S Scarpetta（2013），“生产率的跨国差异：配置与选择的作用”， 《美国经济评论》 103：305–334。
Criscuolo, C、P Gal 和 C Menon（2014），“DynEmp：关于年轻企业在就业创造、增长和创新中作用的新跨国证据”，VoxEU。
Davis, S、J Haltiwanger 和 S Schuh（1996）， 《就业创造与就业岗位消失》，美国剑桥：MIT Press。
Haltiwanger, J、R Jarmin 和 J Miranda（2013），“谁创造就业岗位？”， 《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 95（2）：347–361。
Hsieh, C-T 和 P Klenow（2009），“中国和印度的错配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季刊》 124（4）：1403–48。
Hsieh, C-T 和 P Klenow（2014），“印度和墨西哥工厂的生命周期”， 《经济学季刊》 129（3）：1035–1084。
Rijkers, B、H Arouri、C Freund 和 A Nucifora（2014），“哪类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最多？来自突尼斯的证据”， 《劳动经济学》 31：84–102。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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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ssen Arouri 是突尼斯国家统计局企业登记与经济调查部门的总工程师兼主任。Caroline Freund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Antonio Nucifora 是世界银行驻巴西首席经济学家。Bob Rijkers 是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组贸易与国际一体化部的经济学家。
图片：一名男子走上东京商业区的楼梯。路透社/Yuya Shi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