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哪里工作时间更长?

人们在哪里工作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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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

工业革命期间工作时间有所增加,此后则有所减少(Voth 2003)。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工作时间普遍减少,但过度工作已成为美国等地的一个社会问题(Kuhn and Lozano 2008)。

关于各国和各地区工作时间的地理差异,有两个程式化事实。

  • 第一,欠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间更长。

  • 第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比农村地区工作时间更长。

如果将大城市等城市化地区视为发达国家,这两个事实看起来相互矛盾。本文将表明这并不构成矛盾。我们提出两个关键因素——生产技术和城市集聚——来解释工作时间地理差异背后的机制。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们工作时间比发展中国家更短?

图1描绘了OECD国家平均工作小时数与每工时GDP之间的关系。二者呈负相关,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比发达国家的工人工作时间更长。在Ago等人(2014)的研究中,我们将其归因于生产技术的差异。技术水平越高,人均GDP就越高,而提供劳动的工人数量就越少。

图1. 2012年OECD国家的工作小时数与每工时GDP

工人根据其名义工资决定工作时间。名义工资的变化同时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二者共同形成所谓的后弯劳动供给曲线。一方面,名义工资上升会提高闲暇相对于消费品价格的机会成本,从而增加工作时间、收入和消费品数量,这是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名义工资上升会增加闲暇消费、减少工作时间,这是收入效应。若前一效应强于(弱于)后一效应,名义工资上升就会减少(增加)工作时间。

如开头所述,工作时间先增加后减少。在Ago等人(2014)的研究中,我们表明:

  • 当技术水平较低时,如工业革命期间,名义工资上升会因替代效应而增加工作时间。

  • 然而,当技术水平如近年来那样达到先进水平时,名义工资上升会因收入效应而减少工作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在OECD国家中,较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间比欠发达国家更短。

为什么城市居民比农村地区的人工作时间更长?

第二个程式化事实是地区间的工作时间差异,而同一国家内各地区的生产技术相似。也就是说,地区间工作时间的差异无法用技术水平的差异来解释。相反,它可能由城乡差异来解释,因为城乡之间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关注人口密度,它是企业和工人空间集聚的替代指标。

图2描绘了日本各都道府县平均每周工作小时数与人口密度之间的关系。二者明显呈正相关。Ago等人(2015)对此给出了如下解释: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地区,由于市场规模较大,企业倾向于集聚。这因消费品获取便利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而工人为了在高密度地区获得高工资,会增加劳动供给。

图2. 人口密度与平均工作小时数

160104-人口密度与工作时长对比 农村 城市 vox 图表

资料来源:2011年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日本统计局

此外,城市地区还存在促进经济活动集聚的循环因果关系。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会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进而延长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作时间扩大了市场规模,进一步促进企业集聚。在劳动供给富有弹性的情况下,这种循环因果关系十分强劲,即使没有劳动力迁移,企业也会集聚。

尽管工作时间较长,但与农村地区相比,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地区的个人福利水平更高。这可能表明,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城市缩短工作时间的政策未必可取。

在Ago等人(2015)的研究中,我们识别出集聚力与分散力。一旦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循环因果关系便开始发挥作用。我们表明,当消费品的地区间贸易成本较低时,前者会压倒后者,因此企业更可能集中于东京等城市地区。例如,高速公路网络的扩展降低了地区间贸易成本,这会增加工作时间并吸引企业进入东京等城市地区,同时减少农村地区的工作时间和企业数量。

结论

我们表明,国际间工作时间的差异可以由生产技术水平来解释,而地区间的差异可以由人口密度来解释。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企业集聚的城市地区,工作时间都较长。

参考文献

Ago, T, T Morita, T Tabuchi, and K Yamamoto (2014),“ 内生劳动供给与国际贸易”,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14-E-062。

Ago, T, T Morita, T Tabuchi, and K Yamamoto (2015),“弹性劳动供给与集聚”,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15-E-118。

Kuhn, P, and F Lozano (2008),“《每周工作时间的扩张?理解1979–2006年美国男性长时间工作的趋势》”,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6, 311-343。

Voth, H-J (2003),“《工业革命期间的生活水平:经济学家指南》”,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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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kanori Ago为专修大学(Senshu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Tadashi Morita为近畿大学(Kindai University)助理教授。Takatoshi Tabuchi为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教授,同时是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教员研究员(Faculty Fellow)。Kazuhiro Yamamoto为大阪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图片:一名男子在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中间一边打手机一边站立。路透社/Zoran Mi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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