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巨额债务、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以及所谓的“鬼城”相继出现，令许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深感悲观。但这些问题并非新现象。自1978年以来，它们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中国经济；在东亚其他表现出色的经济体——台湾、韩国，甚至日本——快速增长时期，也都曾显现。
尽管如此，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计划后的35年里，中国年均增长率达到9.7%。而韩国和台湾仅用40年就完成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型。
这些经济体如何能够长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并克服一路上面临的严重问题？答案很简单：韧性。
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充满挑战与风险、成功与失败、外部冲击与内部波动。而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产能过剩等不利影响也不可避免。
如果一个国家未能随着新挑战的出现而作出充分应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就会停滞。例如，拉丁美洲和南亚的许多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它们未能及时调整增长模式。
相比之下，东亚经济体不断调整增长战略，并持续推进制度改革。其目的并非直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促成新的、更高效的经济活动，从而帮助将债务转化为资产，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体的产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经济体拥抱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描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即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经历变革。此外，它们通过实施渐进式改革，促进甚至鼓励以新的、更具活力的增长来源取代旧有的低效来源，加快了这一进程。
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高生产率的农业改革，部分得益于非农部门的增长；而这一增长源于旨在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实施制度改革，促进更具活力的部门增长，从而抵消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解决了不良债务和未完工建设项目不断累积的问题——前者是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结果，后者则源于过度的房地产投资。
因此，自邓小平改革启动以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一直体现出韧性。事实上，已故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指出，政策与市场制度之间的互动动态是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关键。例如，在地方制度要求扩大自主权的推动下，中国实行财政分权，这有助于推动区域竞争，并维持日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
这种互动动态也体现在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在中国，虽然充满活力的中小型制造商集群蓬勃发展，但政策制定者在推动产业发展和升级方面所做的相对有限。因此，这一进程由市场制度引导，确保其在不断扩大的产业部门中发挥关键作用。
东亚韧性的另一个来源是地方政府。首先，地方政府负责公共资本支出，推动中国实体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为私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这有助于实现支持当地企业发展的目标，尤其是帮助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壮大。为此，地方政府还在帮助企业家进入全球生产链。浙江省和广东省在这方面尤其成功；不出所料，它们也位列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中。
最后，地方政府展现出支持制度创新的意愿。这为应对地方层面的结构性挑战提供了所需的灵活性，从而避免这些挑战阻碍增长。
在经历了三年的增长放缓和债务上升之后，中国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似乎正选择灵活调整这条道路，并着手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人们希望，该计划能使中国逐步接近并最终跨越高收入门槛。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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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工作地点为上海。
图片：2014年1月24日，行人走在上海的红灯笼下。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