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不平等加剧?

是什么导致不平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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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与财富不平等的一些基本事实

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财富不平等、驱动其形成的力量,以及政策干预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它的兴趣。但对于观察到的高度财富集中及其背后的储蓄行为的决定因素,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这一问题的答案之所以重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关于为何有些人富有而另一些人贫穷,存在大量争论。其二,政府税收与转移支付计划的再分配效应和总体效应,关键取决于人们储蓄动机的类型与强度(Holter et al. 2015)。

动态定量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并量化数据中所观察到的结果的决定因素,并评估政策改革的后果。在近期的研究中,我梳理了迄今为止动态定量宏观模型中财富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De Nardi 2015)。

大量研究都强调了财富分配的关键事实,包括Wolff(1992, 1998)、Cagetti和De Nardi(2008)以及Moritz和Rios-Rull(2015)。美国财富分配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高度集中。例如,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财富分配中前1%的家庭持有了经济中约三分之一的财富,前5%的家庭持有超过一半。另一个极端是,超过10%的家庭几乎没有资产或完全没有资产。尽管人们普遍认同最富有少数人所占的份额极高,但最富者的份额随时间如何变化(以及原因为何),仍是一些争论的主题(Piketty 2014, Kopczuk 2014, Saez and Zucman 2014, and Bricker et al. 2015)。

基础Bewley模型、储蓄行为与财富不平等

研究财富不平等的主要框架是Bewley(1977)模型。该模型具有不完全市场环境,人们在其中储蓄以“自我保险”,应对特质性收入冲击,从而平滑消费。相对于其永久收入而言经历较高收入冲击且资产较少的工人会进行储蓄。经历相对较高收入冲击但资产相对较多的工人则会负储蓄(即动用积蓄)。在该框架中,预防性储蓄是驱动财富集中的关键力量,但一旦达到财富缓冲存量,行为主体便不再储蓄(参见Carroll 1997)。因此,这些模型中富人的储蓄率往往为负。相比之下,以美国数据为例,富人持续以较高比率储蓄,这解释了其巨额财产的出现与持续存在。因此,Bewley模型的基本版本无法产生最富少数人手中的财富高度集中,因为它忽略了富人持续储蓄这一事实。

以往研究发现了若干力量,将其引入Bewley模型后,可使最富者的储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在一小部分家庭手中产生更高的财富集中。这些力量包括:耐心程度的异质性、遗赠与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创业或回报率风险,以及高收入者面临的高收入风险。

随机耐心异质性

Krusell和Smith(1998)表明,平均而言每一代都会发生变化的耐心程度异质性,可能会在一个家族王朝中导致财富分散程度上升。然而,Hendricks(2007)表明,在一个与美国数据中财富不平等随年龄变化相吻合的世代交叠模型中,若家庭面临现实程度的收入风险,耐心异质性在解释极富者的储蓄方面只能发挥有限作用。

遗赠与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

在以往的研究中(De Nardi 2004),我考察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其中父母与子女通过自愿性遗赠、意外性遗赠以及收入能力的传递而相互关联。在该模型中,自愿性遗赠源于留下遗产所带来的“暖光效用”(warm-glow utility),而非完全利他的家庭行为。在合理校准的遗赠动机下,遗赠属于奢侈品,因此最富有家庭的储蓄遗赠动机更强,他们会给子女留下更多财富,而这些子女又倾向于做同样的事情。这一机制产生了可在代际间传递的更大规模遗产。若子女也部分继承了父母的生产能力,生产力更高的父母会给子女留下更多遗赠,而这些子女在工作中的生产力也会高于平均水平。遗赠动机的存在还使生命周期储蓄曲线在老年阶段更符合数据(参见De Nardi等人,2010)。然而,该机制无法完全解释极富者的储蓄行为。

创业与回报率风险

在Cagetti和De Nardi(2006)中,我与合作者提出了一个模型,其中部分家庭可能是生产力很高的企业家,但必须积累抵押品才能借款并扩大企业规模。在该校准中,至少对于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而言,最优企业规模较大,且企业家面临借贷约束。因此,即便已经富有,企业家仍希望继续储蓄,以扩大企业规模,从而能够借入更多资金并获取更高的资本回报。在此框架中,正是这一机制使富人的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并产生了高度的财富集中。与创业常相关的另一机制是投资的风险性回报率。然而,在这些模型中,该机制的作用方式与随机偏好异质性相似,因为二者都会提高储蓄的回报。Benhabib等人(2011)对这一机制进行了解析性刻画。

最高收入者面临的大规模劳动收入风险

Castaneda等人(2003)采用了一个劳动收入过程,该过程意味着最高收入者面临巨大的收入风险,因此他们大量储蓄,以自我保险并平滑消费,应对收入风险。他们的发现突显了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风险在塑造储蓄行为中的作用。但应指出,在此框架中,与回报率风险的观点不同,劳动收入风险独立于个人财富规模和企业资本规模。

结论:经验教训与未来研究方向

基础版Bewley模型中,家庭面临的收入冲击通常是利用微观数据集参数化估计得出的,但这类模型未能捕捉富人的储蓄行为。

不同机制会产生相似的观察到的财富集中,但这些机制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例如,强调创业的模型通常意味着,储蓄与经济活动对增税的负面反应显著,尤其是当税收影响到经营企业的回报时,这种反应更为明显(Kitao 2008、Cagetti和De Nardi 2009以及Lee 2015)。相比之下,在一个高劳动收入风险集中于最高收入者的模型中,Kindermann和Krueger(2015)得出结论认为,最优边际所得税率接近90%。这两类模型在税收反应上存在巨大差异,原因在于企业家的储蓄与投资对其扣除税收后的隐含回报率做出反应。相反,下一期极有可能沦为低收入者的高收入者,迫切地想要储蓄以平滑消费。因此,即便税收大幅降低其当前收入,只要预期的明日收入足够低,家庭即便在税率很高时仍会以较高的储蓄率进行储蓄。

同样,所假定的具体遗赠设定(例如利他型或暖光型)可能对税收反应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点,在De Nardi和Yang(2015)中我们发现,只要每个模型都经过校准以匹配相同的事实,三种不同类型的遗赠动机在遗产税改革下会产生在数量上相近的反应。然而,这一结论在其他筹集税收收入超过遗产税的政策实验中很可能并不稳健。

不同储蓄动机所带来的政策含义存在鲜明反差,这表明,理解富人所面临的风险究竟来自其劳动收入,还是来自其投入企业的资本,是十分重要的。更好的数据与实证分析,以及纳入不止一种财富集中机制的更丰富模型,将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Benhabib, J, A Bisin, and S Zhu (2011),“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fiscal policy in economies with finitely lived agents,” Econometrica,第79卷第1期,第123–157页。

Bewley, T F (1977),“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A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第16卷第2期,第252–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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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etti, M and M De Nardi (2006),“Entrepreneurship, Frictions, and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114卷第5期,第835–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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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oll, C D (1997),“Buffer 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Cycle/Permanent Inco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12卷第1期,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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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ter H, D Krueger 和 S Stepanchuk (2015),“Tax’s progressivity and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llect additional tax revenue”,VoxEU.org,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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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刊发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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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iacristina De Nardi,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IFS研究员。

图片:五岁的纳斯琳在印度孟买一座立交桥下玩耍,并与家人的物品一同歇息。REUTERS/Danish Siddi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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