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的结构性变化将对非洲的发展抱负产生重大影响。这并非中国的决策首次在非洲产生影响：过去15年来，中国资本和企业迅速而广泛地进入非洲，对这片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过去十五年间，通过数十亿美元规模的交易和政治峰会，这些变化的速度与规模使非洲日益倾向于中国的商业势力范围。金融和经济危机（尤其是西方的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非洲经济体正转而面向新兴世界，而非发达世界。
但随着中国对非洲战略日趋成熟，非洲对华战略也必须与时俱进。北京不再只是非洲资源领域的参与者，还在扩大其在非洲大陆商业布局的范围。非洲各国政府需要作出相应回应，在制定政策时更灵活地应对中国的参与。
中非关系：全面转变
非洲大陆仍在努力通过增值加工发展本土经济；总体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仍依赖原材料开采业，且往往依赖单一商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十年左右由中国驱动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可能强化了非洲国家对资源的依赖。
尽管如此，中国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仍助推了非洲增长，并支撑了近年来兴起的“非洲崛起”叙事。
此外，2008年，北京金融当局动用约570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资金，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这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后全球增长迅速放缓，并对非洲的增长轨迹产生了非常积极的连带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举措强化了非洲对大宗商品的依赖；强劲的商品价格成为非洲政策制定者加快多元化努力的阻碍，或至少使他们分了心。
但目前正在影响中国国内经济的变化，为抱有发展抱负的非洲经济体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轻工业制造业部门面临的成本压力日益上升，长期来看，将促使制造产能迁往成本较低的外国经济体。中国低端制造业“空心化”并向非洲转移的趋势，很可能成为中非关系下一阶段的驱动力。这是中国所谓“经济再平衡”的组成部分。若逐步推进改革的非洲国家抓住这一机遇，它们很可能正站在一场19世纪式工业革命的门槛上——创造就业岗位并培育新产业。
但若从北京的国家主义视角审视这一关系，可以认为，中国对非政策日益与本国经济管理相融合。中国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由大规模基础设施支出和制造业体系推动，需要大量大宗商品投入。北京与非洲交往背后的一个意图，是确保若干战略性大宗商品供应，尤其是石油、铁矿石和铜。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战略考量）的思维中，自身增长模式可能因资源供应受限而面临风险。对于北京而言，确保从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获得关键资源供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因此，非洲各国政府营造政治上欢迎的环境，对中国资本至关重要。在欧洲、美国以及近期的澳大利亚，政府曾试图阻止中国投资者收购当地资产，涉及电信、计算机硬件和采矿业。在非洲，迄今尚未出现主动阻挠中国投资的政治行动。
不过，近期尼日利亚和博茨瓦纳的一些政府高层及政治人物，批评了本国与中国关系中经常出现的不对等性质。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对非外交政策需要在不断增长的商业利益与适应一个正在变化、更加自信的非洲之间取得平衡。
资源之外
这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大多数资源丰富（固体矿产）的非洲国家未能充分预见、也未能充分利用由中国对大宗商品永不满足的需求所驱动的所谓商品超级周期。澳大利亚则不同，尽管遭遇经济危机，在基础设施的支撑和中国强劲需求的带动下，其GDP增长仍保持强劲。少数石油资源丰富的非洲经济体——以安哥拉为首——是例外。很少有非洲政府像它们那样积极地将中国资源投资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承诺挂钩，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除了少数显著例外，非洲经济体本可以做得更多，将依赖资源的经济体接入由中国刺激措施驱动的增长列车。
但这种关系的性质如今可能正在变化。在中国与非洲“新型”对外商业关系的第一个十年里，资源一直支撑着中国进军非洲；如今，转变正在发生。这种转变不再由北京在政治层面发起，而日益由市场力量塑造。
与中国自身的国内改革相呼应，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将减少国家驱动色彩，更多体现市场特征——本质上将更多由私营部门驱动。这既是中国经济不断演变的结果，也是北京逐步减少对在非国有企业（SOE）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在建筑业；该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国家支持而在非洲占据主导地位。
国家影响力减弱
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部长级会议——这一中非政治对话机制每三年举行一次——再次加大了中国在非洲大陆广泛参与的力度。非洲政策制定者意在争取中国以外国投资、优惠贷款、赠款和援助形式作出的“承诺”，即中国的“国家资本”。这是明智的策略。非洲各国政府营造政治上欢迎的环境，对中国资本至关重要。但尽管中国政府承诺在三年内进一步向非洲投入一笔可观的200亿美元，可以认为，在中国由市场驱动的对外投资日益增长的趋势中，中国面向非洲的国家导向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将会减弱。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中的工业制造业部分正经历“刘易斯拐点”，因为生产成本如今已超过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这预示着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向海外转移趋势的开始。至少在中期内，中国仍将是极具竞争力的制造业经济体；但制造业比重较高的东南沿海省份生产成本上升，将促使中国企业把业务迁往内陆及海外。这类外迁中有一部分可能流向非洲。
第二，中国经济所谓的再平衡，即逐步摆脱极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时超过GDP的50%），将使中国的增长模式降低资源密集程度。因此，北京政策规划机构保障资源安全的必要性——或许是战略意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这将影响政策制定，并可能抑制国有企业对非洲及其他地区大型交易资产的兴趣。
第三，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高峰，可以说出现在胡锦涛政府末期，并因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支出而进一步凸显；这笔支出到2012年大部分已花出，其中大部分流入了国有企业。中国政府引导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商业利益的能力，可能从未如此之强。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将推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无论它们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
习近平政府近期的改革措施以及对既有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质疑，也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投资布局。中国政策性银行及其对海外国有企业的融资尤其如此。这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国家驱动的非洲投资。
中国政府支出，2004—2014年（占GDP的百分比）：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4年；世界银行，2014年
国家利益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对外投资仍在迅速增长。2012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为842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10%。ODI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国有企业，它们既得到中国商务部的鼓励，也获得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资本。这使它们得以在国际市场追求“战略性国家利益”，而目标通常聚焦于资源。
中国ODI的主要目标行业是采矿业；根据2009年数据，该行业获得了超过29%的投资。此后，政府商务部尚未公布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数据；作为对外投资目的地，制造业所占比例可能已较2009年所反映的22%显著提高。
中国在非洲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构成（2009年）：
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
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市场
中国民营企业将追随受北京影响的国有企业对非投资。中国近期在非洲大陆的商业活动可简单分为两类——大型国有企业投资，以及由创业移民经营、从事贸易或销售的中国微型企业。中期内，一类新型中国企业将进入非洲大陆：不断壮大的民营企业，它们最能体现中国经济所展现的真正竞争力。
以往中国与非洲政府的高层互动很少关注影响中国国内经济的宏观力量，也很少探讨非洲政策制定者应如何调整自身增长战略，以适应中国国内经济的变化。考虑到由中国驱动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如今正在迅速降温，而且许多非洲经济体依赖大宗商品，这一疏漏已变得格外明显。
中国与非洲的增长轨迹，占比（2004—2013年）：
来源：非洲开发银行，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
资源一直支撑着中国进军非洲，但转变正在开始——这不再由北京政府规划，而是由市场塑造。制造业从中国向非洲转移的潜在趋势，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动力。
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预测，中国未来十年可能流失多达8500万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正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因工资和生产成本上升而流失970万个岗位、韩国在80年代流失近250万个岗位一样，中国经济也将经历类似但规模大得多的过程（林，2012）。未来十年，中国非熟练工人的工资预计将增长四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工人平均月工资为325.24美元（国家统计局，新华社，2012年4月27日），去年年度增幅超过20%。工资通胀和生产成本上升将随着时间推移，迫使中国制造商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出；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其他亚洲经济体以往的发展趋势并无二致。
中国经济已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一术语以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W. Arthur Lewis命名。它指的是制造业逐渐转向更高附加值产出的过程，其成因是生产成本超过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因此，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向海外转移的趋势如今开始显现。尽管至少在中期内中国仍将是极具竞争力的制造业经济体，但生产成本上升将促使并迫使中国企业把业务迁往海外。这类外迁中有一部分可能流向非洲（Davies, M. Edinger, H, Draper, P.《变化中的中国，变化中的非洲》，《亚洲经济政策评论》，2014年5月）。
过去十年左右，对外国制造商而言是极具颠覆性的时期；它们一直在艰难应对中国制造业体系的竞争。南非本国的纺织服装业以及其他行业无疑都感受到了冲击。另一些地区则因吸引低附加值纺织制造业而受益。例如，邻国莱索托凭借成本较低、工会化程度也较低的劳动力，承接了从南非转出的这一衰退行业。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为此提供了支持，推动这个小国向美国市场出口。
然而，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如今正在衰退。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中国低端制造业迁往成本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这可为制造业尚处起步阶段的低收入经济体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林毅夫以数据支持这一观点：2009年中国服装出口额达1070亿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服装出口总额仅为20亿美元。非洲从迁来的中国工厂获得部分这笔收入的机会确实巨大。
近年来，制造业占撒哈拉以南非洲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0%至14%。如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非洲大陆，其工业产出正与整体经济同步快速扩张（《经济学人》，2014年2月8日）。
这一趋势最显著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由主权财富资金支持的中非发展基金CADFUND）将在未来十年投资20亿美元，资助建设一座经济特区工业园，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外打造轻工业制造区。重点行业是鞋类和服装。最终可能创造20万个就业岗位（《经济学人》，2014年2月8日）。
从亚洲雁阵到非洲雁阵？
美国学者Daniel Okimoto将东亚增长模式描述为V字形雁阵，日本是区域领头经济体。到20世纪70年代，随后的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四小虎”经济体。第三梯队的亚洲雁群包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最近的越南。但领头雁无疑是中国。与其说中国经济是编队飞行的雁，不如说它像一架呼啸而过的波音客机——其对竞争经济体的行业迁移和就业岗位消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中国通过出口低成本产品，为降低通胀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果把这一模式应用于非洲，我们能否开始辨认出哪些经济体可能成为这片大陆的领头雁？2014年4月GDP重新核算后，尼日利亚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南非无疑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拥有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商业部门。然而，尽管生产成本和工资不断上涨，我们尚未看到南非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非洲经济体；或许纺织服装生产迁往莱索托是个例外。令人遗憾的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一拥有2.85亿总人口的区域经济体，并未充分提升自身对南非制造业的吸引力；而亚洲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却成功吸引了日本制造业。
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少有国家能有效地与邻国形成差异化——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卢旺达可能是显著例外——因此，非洲雁阵或许会按照亚洲模式排成队形。一个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哪些非洲国家会积极建设所需的制度和有利环境，以吸引制造商进入本国经济，并迈上工业价值链的最低一级？
埃塞俄比亚、加纳、卢旺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最低工资或平均工资：
来源： 美国国务院国别报告、 Wage Indicator 以及各类网站，包括不同劳工部门、国际劳工组织和加纳投资促进中心的网站
如今占全球制造业产值逾20%的中国工业将开始迁往何处？对非洲制造业发展抱负构成竞争的都是亚洲经济体：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尤为突出。随着中国成本上升，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而言正在变得更低。
据美国银行称，这些亚洲经济体“蓄势加速，推动该地区货币升值，并带动消费和房地产繁荣”。在年轻人口——所谓人口红利——和高识字率的支撑下，这些亚洲国家具备良好条件，可从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受益。
非洲并未像亚洲同行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工业化奠定同样的基础。如今，“后来者挑战”在于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制度和技能基础，以吸引投资。非洲国家未能预见过去十年由中国驱动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因此没有充分利用它为资源部门带来的机遇。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制造业部门即将出现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转变，并以此推动非洲工业化和增值加工的抱负。
非洲与中国的关系不再只是吸引国家资本，也涉及私人投资。对于那些希望超越资源依赖、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和制造业部门实现经济多元化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一关键点应日益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中国的结构性变化如今为非洲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作者：Martyn Davies是Frontier Advisory的首席执行官，也是 全球青年领袖。
图片：2013年2月14日，在喀土穆的苏丹铁路维修综合设施，一名工程师在指导一名火车司机。路透社/Mohamed Nureldin Abdalla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