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绿色化预计将带来长期益处，表现为环境损害减少，同时也会带来重大机遇与挑战。一个日益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环保技术和组织实践的普及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动荡，例如劳动者专业知识更快过时，以及对现有和新技能的需求迅速增长；如果这些技能供不应求，就会造成技能缺口。出于这些担忧，“绿色技能”一词已成为政策界的常用说法；尤其是欧洲2020战略、美国《绿色就业法案》等政府举措承诺投入大量资源，以支持“绿色就业”并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OECD/Cedefop，2014）。
尽管围绕这些举措成效的激烈争论仍在继续，但令人意外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无法为公共干预提供指导，以应对绿色技能需求的变化。然而，了解经济绿色化在多大程度上会显著改变某些技能的需求，尤其是具体涉及哪些技能，对于制定教育和培训政策至关重要；这些政策有助于抵消技能过时，或防止劳动力专业知识出现缺口。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识别与绿色技术和组织实践互补的技能。
绿色技能：指什么？
在近期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个两步策略，用以识别相较于非绿色职业，在绿色职业中使用更为频繁的技能（Vona等，2015）。主要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部主持开发的职业信息网络（O*NET）“绿色经济”计划，其中包含特定职业的工作任务、教育和经验要求以及工作环境特征等信息。首先，我们计算技能绿色度指标，即某一职业中绿色特定任务的数量与全部特定任务数量之比。这使我们能够根据某类任务所占用的时间，对绿色职业进行排序；这些任务与环境可持续性有或多或少的直接关联（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绿色职业最集中于两类岗位：一类是高技能专业岗位，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另一类是低技能制造和生产岗位，如建筑工人或维护与维修工人。
表1：按“绿色度”水平划分的绿色职业示例
注：O*NET中的绿色职业包括（1）预计其任务内容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职业（绿色增强型），以及（2）全新的职业（新兴职业）（Dierdoff等，2009）。
上述指标有助于评估绿色任务在各职业中的重要性，从而重新加权就业统计数据，以量化绿色就业。不过，就提出政策建议而言，该指标存在局限：它无法充分指出哪些技能与绿色就业最相关、理想情况下应纳入教育项目重点。为此，在方法的第二步中，我们识别可能与绿色活动互补的一般技能组合。我们将各职业一般工作任务的重要性得分对绿色度指标进行回归。由此得到的绿色一般技能指数识别出四组对绿色职业具有显著重要性的工作任务：
工程和技术技能，涉及技术的设计、建造和评估。这类专业知识在生态建筑、可再生能源设计和节能研发项目中尤为突出；
源自物理学、生物学等知识体系的科学技能。Cedefop（2009）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价值链早期阶段和公用事业部门，对这类技能的需求尤其旺盛；
运营管理技能，涉及支持绿色活动所需的组织结构变化，包括生命周期管理、精益生产以及与外部参与方（包括监管机构和客户）的合作（UNEP，2012）；
监测技能，涉及对技术标准和法律监管要求的遵守情况。对于在污染行业经营的企业而言，遵守环境法律和标准尤为重要（OECD/Cedefop，2014）。
值得强调的是，这四类绿色技能中有三类（监测技能除外）需要通过大量培训和正规教育获得，尽管绿色职业在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中都高度集中。高技能岗位占主导这一现象，与此前研究相呼应：相较于现有职业，新职业的任务复杂度更高，也更多涉及新技术（Lin，2011）。总体而言，这反映出我们的经济绿色化仍处于生命周期早期阶段。
环境监管与绿色技能需求
在确定了一组核心绿色技能后，自然要考察旨在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法规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果。此前研究发现，环境监管的影响各不相同，从就业岗位流失（Greenstone，2002）到对就业完全没有影响（Berman和Bui，2001）。我们认为，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很可能不止创造或消灭岗位，还会促使新职业、新技能以及现有专业知识的新组合出现（Autor等，2003）。为更好地理解这些方面，我们还考察了环境监管如何影响美国对绿色技能的需求。具体而言，我们将上述技能构成指标对各州、各行业层面的环境监管严格程度进行回归1 ，并以《清洁空气法》涵盖的有毒物质和污染物的空气排放强度作为替代指标。2
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人均排放水平降低（对应更严格的环境监管）会提高对一般绿色技能的需求，不过影响相当有限。3 例如，排放量大幅下降50%，只会使行业绿色度提高相当于四分位距4.2%的幅度。对于更具体的绿色技能，观察到的影响略大：排放量减少50%，会使运营管理技能的重要性提高相当于四分位距12.6%的幅度，科学技能的重要性提高相当于四分位距9%的幅度。运营管理技能对于协调生产流程的不同方面尤为重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技术信息、战略性问题解决和营销策略。这些结果与有关信息通信技术对职业任务内容影响的既有文献一致，因为与抽象推理和问题解决相关的技能，很可能是成功实施技术和组织变革的关键；这些变革是应对减排机遇与挑战所必需的（Autor等，2003）。
为进一步探讨环境监管对就业构成的影响，我们将分析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中：过去二十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持续下降，而这一时期恰逢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迅速崛起。类似于这样一种观点：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流程迁往中国等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会促使美国企业通过提高产出质量来抵消价格竞争（Bloom等，2014）；我们预计，更严格的环境监管会叠加于持续发生的贸易影响之上，进一步促使高排放行业收缩。与此同时，贸易暴露度高与监管冲击相结合，是否会放大既有研究发现的贸易对就业构成的影响（例如Ng和Li，2013），仍有争议。结果证实，进口渗透倾向于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尤其是运营管理技能密集型职业。此外，环境监管与进口渗透对就业构成的共同影响会相互强化，体现在监测技能和运营管理技能两方面。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贸易和监管暴露度较高的行业中，就业收缩所导致的构成变化，只能部分解释环境监管对绿色技能的正向影响。对于扩张行业观察到的正向影响，则可以更有把握地归因于影响技能需求的技术和组织变革。
启示
这项研究带来两项主要启示。
第一，我们基于实证遴选绿色技能，有助于发现技能缺口，并可据此计算技能从棕色职业向绿色职业转移的可迁移性指标；也可进一步明确特定行业或绿色就业子类别（例如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类别）对哪些一般技能需求旺盛。除监测技能外，通过这项研究识别出的能力都具有鲜明的分析性和技术性内容，与科学和工程学科相关，因此需要在正规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入。
第二，我们发现减排会增加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由此成为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组合中的关键要素。增加这些技能的供给，可以稳定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工资，从而降低采用清洁生产方法的成本，并减轻环境监管带来的有害经济后果。
参考文献
Autor，D、F Levy和R Murnane（2003），“近期技术变革的技能内容：一项实证探索”， 《经济学季刊》，118(4)：1279–1333。
Berman，E和L Bui（2001），“环境监管与劳动力需求：来自南海岸空气流域的证据”， 《公共经济学杂志》，79(2)：265–295。
Bloom，N、P Romer、S Terry和J Van Reenen（2014），“受困要素与中国对全球增长的影响”，NBER工作论文19951。
Cedefop（2009），“绿色经济的未来技能需求”，欧盟办公室。
Greenstone，M（2002），“环境法规对工业活动的影响：来自1970年和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及制造业普查的证据”， 《政治经济学杂志》，110(6)：1175–1219。
Lin，J（2011），“技术适应、城市与新工作”， 《经济学与统计评论》，93(2)：554–574。
Lu，Y和T Ng（2013），“进口竞争与美国制造业的技能构成”， 《经济学与统计评论》，95(4)：1404–1417。
OECD/Cedefop（2014），“更绿色的技能与就业”， 《经合组织绿色增长研究》，OECD出版社。
UNEP（2012）， 《衡量迈向绿色经济的进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
Vona，F、G Marin、D Consoli和D Popp（2015），“绿色技能”，NBER工作论文21116。
脚注
1 重点关注污染行业：制造业、公用事业、采掘业和建筑业。
2由于绿色就业和技能在美国就业中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我们选择在州与行业层面开展分析，以保留尽可能详尽的行业和职业信息。
3 环境监管的影响取决于行业和州虚拟变量、平均工厂规模以及受监测工厂的占比。我们的实证策略还考虑了环境监管的内生性。
本文与 VoxEU 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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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e Consoli是西班牙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任职于瓦伦西亚的INGENIO研究所（CSIC-UPV）。Giovanni Marin是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可持续经济增长研究所（IRCrES-CNR）的博士后研究员，同时是法国经济观察站（OFCE-SciencesPo）的访问研究员。David Popp是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公共管理与国际事务教授，并担任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副职。Francesco Vona是法国经济观察站——巴黎政治学院（OFCE）的高级经济学家，也是SKEMA商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的兼职教授。
图片：一名男孩触摸一道长45米、被彩色光线照亮的墙。路透社/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