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当前的危机，尤其是卢布崩盘，不仅揭示了俄罗斯经济的脆弱性，也暴露出现有国际秩序以及当代有关经济和政治可持续性的思考基础的脆弱性。事实上，俄罗斯的危机本不应发生，而其日益加深的孤立状态，也使其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缺乏多少利害关系。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也受到波及）之后，新兴经济体决心找出避免重蹈覆辙的方法。它们确定了应对现代金融全球化风险的三项关键措施：积累大量储备以抵御投机攻击；避免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并将盈余用于积累储备）；以及保持较低的外部公共和私人债务。
此外，新兴经济体也吸取了治理方面的教训，认识到提高透明度、减少腐败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还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哪些因素可能构成预警指标。
2014年以前，俄罗斯在所有这些指标上的表现都不错，没有出现预警信号。2013年，公共部门外债仅占GDP的3.8%，私营部门外债总额为合理的30.2%。去年春季，该国外汇储备达4720亿美元，处于充足水平，这得益于可观的经常账户盈余；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数据，该国外部资产总额为1.4万亿美元，高于1.2万亿美元的负债。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一个问题可能是，危机期间资产并不容易动用。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克劳迪奥·博里奥和沈全松，最近指出，金融资产余额往往反映出利用外国部门扩大中介活动的做法——这种体系使大规模资本外逃成为可能。这一点似乎尤其适用于俄罗斯。换言之，俄罗斯企业利用在国外筹集的资金积累资产，而这些资产未必会被调回国内。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拥有大量储备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也可能遭遇不利局面。毕竟，如果企业需要支付款项，它们可以迅速耗尽储备，而不是动用自己在海外的资产。
经济学家熟悉经典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三角”：一国无法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开放资本账户和独立货币政策。但金融部门也存在类似的“不可能三角”：资本流动与金融部门稳定无法兼得。当国际安全问题凸显时——例如当前俄罗斯危机期间——资本自由流动会带来更大的波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法国与德国关系密切的外交关系促进了大量资本流动；但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等国际紧张时刻，投机攻击凸显出德国日益加深的孤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全球安全秩序瓦解，投机攻击成了政治操纵的工具。纳粹德国尤其希望通过向法国施加金融压力，引发信贷和预算危机，从而迫使法国削减军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其一大特点是经济治理体系与安全治理体系相互作用：同样的五个大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席位，并且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占有席位。这有助于遏制出于政治动机的投机攻击，并恢复全球金融和货币稳定。
苏联没有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申请，并获得了执行董事会席位。此后，俄罗斯加入了八国集团（G-8）和新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
但八国集团已暂停俄罗斯的成员资格；在最近于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俄罗斯实际上被降为观察员。简言之，世界秩序正在重塑，而俄罗斯正在失去自己的地位。
俄罗斯政治精英曾希望出现一种新的或替代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作为支撑。人们原本预计，所谓的金砖国家将挑战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做到了。但迄今为止，这番努力的影响有限。
例如，据报道，俄罗斯去年5月与中国谈成的大型天然气交易，条款有利于中方，其中价格以人民币和卢布而非美元计价。但随着卢布崩盘，这些条款想必正在重新谈判。
同样，金砖国家于7月设立了“应急储备安排”，据称该安排将“防范短期国际收支压力、提供相互支持，并进一步增强金融稳定”。但在当前危机中，俄罗斯不太可能动用这条紧急信贷额度。
最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承诺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但他含糊的措辞反映出更广泛的犹疑，这种犹疑很可能会持续到危机结束。
简言之，由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和金砖国家尚处萌芽阶段的机构都已转而不利于俄罗斯。此时，俄罗斯唯一的希望是，这场危机引发如此严重的不稳定和传染效应，以至于令投资者和新兴经济体感到不安，最终摧毁这两套全球治理体系。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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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罗德·詹姆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多梅尼科·隆巴尔迪是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全球经济项目主任。
图片：2012年11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仪式上，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和水星城大厦（右）被宣布为欧洲最高摩天大楼。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