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至2009年间，全球发生了147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平均每10周一次。诚然，这些危机呈波浪式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期，以及在21世纪初相对平静之后发生的2007—08年危机。然而，危机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也充分说明了银行管理风险的方式存在怎样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所有银行危机都是由恐慌驱动的银行债务退出，即人们撤出银行欠他人的资金，也就是银行的负债。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1866年英国的金融恐慌，起因是伦敦一家批发贴现银行 Overend & Gurney 遭遇挤兑；该行用短期存款为船舶和铁路方面的长期投机投资融资。2008年危机也出现了对回购、商业票据和主经纪业务账户的挤兑，这些共同构成了银行批发融资的基础设施。
引发银行债务退出的，是人们对支撑银行债务的资产失去信心。银行资产是向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提供的信贷，供其投资于工厂、住房、汽车等实体资产，或用于满足当前消费。任何影响借款人偿还能力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银行资产的价值，因为银行资产无非是所有还款额按照资金流入所需时间折算后的总和。
信心丧失及由此引发的危机往往来势骤然，宛如心脏骤停。但心脏骤停的情形往往如此：导致骤停的生活方式持续多年。类似地，导致银行危机的因素很少会突然形成，而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累积。这些宏观金融风险——大规模的经济压力和失衡——可能酝酿多年，最终才引发危机。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8年危机之前，1997年至2006年间美国实际房价上涨了85%，抵押贷款信贷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样，1991年瑞典银行危机的根源，是1985年金融部门放松管制；此举强烈刺激企业和家庭以低利率、且往往是负利率借款，造成过度负债。实际利率上升后，瑞典银行资产价值下跌近30%。
因此，银行应该做的一件根本性工作，就是留意这些危机的先兆。而这恰恰是它们失职之处。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
现代风险管理的大厦建立在价格指标之上，这些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根据股票、债券、违约保险和大宗商品等一系列工具的市场价格来衡量风险。只要目标是评估当前风险，这些指标就很有用；但事实证明，它们作为银行危机预警信号的作用有限。例如，2004年至2007年间，为 Bear Stearns 和 Lehman 的违约投保所需的保费实际上有所下降。两者却都在2008年违约。Northern Rock 的股价在2007年初创下历史新高；同年9月，储户便开始挤兑。环境从良性转为恶劣的过程来势骤然，而基于价格的指标直到转变前夕才亮起红灯。因此，这些指标虽有必要，却远非充分。
另一方面，银行往往忽视宏观金融风险。
2007年之前，有多少美国银行会把“新住宅建设支出下降”视作调整房地产贷款的因素？寥寥无几。然而，在过去60年里，任何超过10%的降幅之后都必然出现经济衰退。新住宅建设支出从2006年年中开始一路下滑，早于房价下跌，但这并未敲响警钟，促使银行减少抵押贷款。
阿联酋有多少银行注意到，银行信贷总额在2006年12月至此后仅15个月内增长了50%以上，并试图遏制这种过度扩张？恐怕一家也没有。结果是：房地产价格暴跌近一半，银行遭受重大损失，迪拜不得不在2009年重组价值260亿美元的借款。
又或者，2003年至2007年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各自出现大量净金融流入时，有多少法国银行因此辗转难眠？
银行家称之为风险偏好的机制，是一种简单而有力的整合宏观金融风险的方法。简单来说，风险偏好就是银行愿意承担的风险量；它回答诸如银行应以哪些类型的客户和产品为目标、应避开哪些国家和行业、应要求多少抵押品、办理抵押贷款时应要求多少首付等问题。
明确将宏观金融指标与风险偏好的调整触发条件挂钩，大有助于防止金融脆弱性的累积。
这不必复杂。例如，少数几项指标就能发挥有效作用：债务与GDP之比大幅上升（如中国，总债务占GDP的280%）应触发收紧贷款审批标准；风险与回报关系出现波动，尤其是风险定价偏低且交易量异常增加时（近年美国低评级企业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应提醒银行保持谨慎；而在新兴市场有风险敞口的银行，则应警惕美联储加息，因为美联储收紧政策往往伴随着新兴市场危机浪潮，1981—82年、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程度较轻的90年代中期都曾如此。这些只是少数几个例子。
过去，银行过度依赖基于市场价格的复杂风险模型，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时候在煤矿里放几只金丝雀了。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阿布扎比国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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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mit Tyagi 是阿布扎比国家银行集团信贷风险与投资组合管理部副总裁兼主管
图片：一名男子从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旁走过。路透社/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