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困境会摧毁欧洲的货币联盟，还是会揭示应当如何拯救它？近期这项颇具争议的救助协议——有人将其比作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并让希腊扮演德国的角色——为欧元区的生存性困境又添新的转折。该协议在希腊执政的左翼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内部引发分裂；使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与态度异常强硬的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之间出现裂痕；并促使法国努力重申其在法德轴心中的地位，而这一轴心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引擎”。
许多北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情希腊的反紧缩立场。其他经济学家，主要来自欧洲，认为德国必须承担与其经济优势相称的政治角色，并必须接受主权共享（以及负担共担）的安排，以确保货币联盟的凝聚力与可持续性。羞辱一个小国并使其沦为事实上的保护国，并不符合欧洲的长远利益。
然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希腊是在面对朔伊布勒明确发出的邀请之后签署协议的，该邀请表面上是要求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并采用新货币。德国的立场标志着欧洲主要大国首次公开挑战货币联盟不可撤销的观念。法国人本能地同情反紧缩论点，并且意识到自己在法德伙伴关系中日益处于次要地位，他们很快察觉到，德国的立场也暗示着可能从“欧洲的德国”转向一个 “德国的欧洲”。
更糟的是，希腊与其债权人之间的谈判催生了对激进左翼联盟能力与意图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狡猾多变的谈判策略，加之作为“B计划”一部分、为退出欧元而进行的秘密准备，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甚至使保罗·克鲁格曼也 承认：“我可能高估了希腊政府的能力。”
然而，无论相互指责多么错综复杂，仍可从中归纳出一些可指导未来政策的教训。希腊的财政失当——希腊在欧元区GDP中所占比重不超过2%——却对货币联盟的存续构成严重威胁，这显然说明某些地方出了问题。但补救之道究竟在于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加重处罚，甚至将成员国逐出欧元区）来执行欧元区规则，还是需要调整规则以适应各成员国的不同情况？
迄今为止，由于欧元区根基存在缺陷，执行机制一直失效。第一，财政与对外账户差额须受到控制，以确保金融稳定并维持共同货币。第二，消除失衡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并应在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与欧洲理事会合作安排的救助机制框架内进行，而欧洲理事会又代表各国政府。
希腊危机表明，这一体系无法足够迅速地控制具有破坏性的失衡，从而避免重大危机。失衡并非仅仅源于不负责任的政策，它们还可能反映出经济结构中更深层的弱点，例如竞争力不足或制度缺陷。如果德国坚持国家责任原则，它可能会发现，执行规则必须变得越来越严苛，最终引发足以使整个欧元大厦崩塌的社会与政治动荡。
另一种选择是拥抱“转移联盟”，以在团结与责任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美国便体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确保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格局保持一体化。欧元区必须充分强化其财政结构，以应对总体经济状况，同时兼顾各成员国的不同情况。这些更强的结构应允许欧元区国家之间进行有限的资源转移，无论是为了实施逆周期政策，还是为了补充投资支出，尤其是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但这必然涉及设立一个独立的欧元区预算，并将权限从国家层面转移至超国家机构。共同税收与欧元债券应构成新财政结构的一部分，欧洲稳定机制应包括一个规模足够大、足以化解主权债务危机的债务偿还基金。与此同时，欧盟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建立的银行业联盟，应通过扩大单一处置基金的资本基础以及建立共同存款保险计划而得到加强。
所有这些都预设欧盟超国家机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将获得显著增强。委员会应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府，由直选产生的主席领导。应设立一个欧洲财政部，其负责人应主持欧元集团（由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会议）。欧洲议会中一个由欧元区成员组成的特别大会，应像国家议会一样，拥有立法及监督行政机构的权力。
这些建议必将招致诸多批评，而且不仅来自欧洲怀疑论者。但是，欧洲若要维护其统一与全球影响力，就必须为走向财政与政治一体化付出代价，而这一进程应首先从欧元区开始。另一种选择是对现行规则进行前后不一（甚至是随意）的执行，从而加剧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并最终导致分裂。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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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扬尼斯·帕潘托尼乌（Yannos Papantoniou）曾于1994年至2001年担任希腊经济与财政部长。他目前担任进步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gressive Policy Research）主席，该中心是一家独立智库。
图片：这是一幅图片插画，使用相机的多重曝光功能拍摄，展示一枚一欧元硬币和一幅欧洲地图。路透社/Kai Pfaffenb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