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从新加坡学到哪些经验?

中国能从新加坡学到哪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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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宾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并在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纽约讯——正如1978年邓小平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时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正处于关键节点;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著名的“南巡”重申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当时同样如此。

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案例与经验一直十分重要。据报道,邓小平早年访问新加坡时受到了很大影响,新加坡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实现加速增长与繁荣。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与不足,过去一直是、现在依然是中国制定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现代增长的最初几十年一样,中国也一直由单一政党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仍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一局面似乎正在改变。其他经济体在中等收入转型期间逐步发展为多党民主制。从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如今也已进入通往发达经济体地位这漫长征程中至关重要的最后阶段。

尽管新加坡规模较小,但仍应继续成为中国的榜样。两国的成功源于诸多因素,包括通过择优选拔制度培养出的一批技能扎实、受过良好教育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务实、严谨、勇于试验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制定方式。

新加坡的另一条关键经验是:单一政党执政通过在多民族社会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机会平等,并通过消除各类腐败(包括裙带关系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赢得了民众的合法性。新加坡开国领导人李光耀及其同僚和继任者明白,单一政党执政与腐败的结合是有毒的。如果你想获得前者的好处,就不能容忍后者。

连贯性、长远视野、恰当的激励机制、出色的“驾驭”能力以及果断的决策,是治理连续性的可取特质,在管理复杂结构性转型的择优选拔体系中尤为如此。为了维护这一点,并保持公众对维持增长的投资和政策的支持,新加坡必须防止腐败蔓延,并确保规则适用的一致性。李光耀做到了这一点,而人民行动党所提供的,正是一套完整的正式公共问责制度本可发挥的作用。

中国很可能也希望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单一政党执政的好处,并推迟向受多方声音影响、更加“混乱”的治理模式过渡。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框架之下,多元体制已经在逐步形成——这一进程最终可能使公民在公共政策中获得制度化的发言权。

但就目前而言,那些逐步增加的代表性要素,尚不足以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为维护单一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治理能力——必须以整体利益压倒狭隘利益。这正是中国新一届领导层面临的挑战。

如果中国领导人成功,他们便能就国家在经济中不断演变的角色展开明智而细致入微的辩论,一场基于是非曲直的辩论。许多内部人士和外部顾问认为,国家的角色必须转变(不一定是削弱),以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经济,而这正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转型的关键。但仍有许多领域需要进一步辩论并作出选择。

李光耀在新加坡,以及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作为开国者和首批改革者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但这种信任会逐渐消散;后继几代领导人并不能完整继承这份信任,必须自己去赢得。这更有理由让他们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应首先重申党作为整体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营造一种环境,使那些试图维护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财富的狭隘利益,不会污染复杂的政策选择。他们必须证明,党的权力、合法性以及大量资产是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受托持有的,首要途径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并建立以择优选拔为基础的平等机会制度。然后,他们应回到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治理国家的任务上。

有时,走一步看一步——或者用中文的说法,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执政策略;有时则需要大刀阔斧地重新确立价值观和发展方向。成功的领导人懂得审时度势。

对中国的下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新一届领导人而言,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是最安全的选择;事实上,它恰恰是最危险的。唯一安全的选择,是让党与整体利益进行彻底的调整。

问题在于,那些秉持1949年革命真正精神的改革者,能否赢得公平和包容性增长的这场较量。乐观(我认为也是现实)的看法是,中国人民将通过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多种渠道发声,从而赋能改革者推动一项进步议程。

时间会给出答案。但这一结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都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影响,因为它们同样正努力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

文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图片:新加坡滨海湾金融中心摩天大楼前的一艘小船 REUTERS/Tim 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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