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进入新常态时，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和外部环境，以及相关机遇与挑战，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一篇有关中国国民经济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目前正面临经济减速、结构调整以及消化此前刺激方案三者交织的局面。
首先，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危机后的复苏和调整时期为特征，而且这一时期仍在持续，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延续。与过去三十年，尤其是2007年前的繁荣阶段不同，这一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包括外部需求收缩、产能过剩加剧、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以及贸易争端增多。
其次，国际贸易规则正在改写。规则一直在不断演变，如今世界已进入规则变革加剧的时期，一些新的发展已在规则制定平台上显现。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仍作为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并正在谈判一些新规则。另一方面，区域贸易组织可能走在其多边对应机制的前面。一些新规则可能首先在区域贸易平台上谈判和制定，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目标是建立新的区域贸易安排并制定大量新贸易规则。这些规则一经实施，将立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带来机遇与挑战。
第三，我们的比较优势正在转变。过去三十年来，低成本一直主导着中国在全球的竞争。这种低成本竞争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廉价劳动力。然而，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在供需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劳动力供给于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尽管中国仍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供给增长却已停滞。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格局。估计每年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约为1500万。2000年，高校仅招收了108万名学生，这意味着其余1400万人可能进入了蓝领劳动力队伍。如今，每年有700万名高中毕业生可以上大学，这还不包括通过全日制自学或成人教育攻读学位的人。与十多年前相比，如今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蓝领工作的只有一半。
这解释了为什么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大学毕业生更难找到稳定体面的工作。这给政府带来了新的压力。与此同时，雇主在招聘熟练工人方面遇到困难，并不得不在蓝领就业市场提供快速上涨的薪酬，连续多年出现两位数增长就是明证。供需关系紧张也带来了一些深刻变化：企业如今正以机器替代劳动力，以提高生产率。
劳动力供给短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频繁跳槽，也就是企业员工流动率高。与中国商务部的联合研究显示，一些制造业和贸易企业的蓝领员工流动率高达100%，极端情况下甚至达到500%，这意味着到年末，所有车间工人都已被替换。高流动率也有利有弊。频繁跳槽的好处是技能得以交流，尤其是不同企业之间专业知识的转移，这会提高相互学习的效率。坏处是，工人在特定岗位上的时间太短，无法熟练掌握技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愿投资技能培训，担心工人培训后就会离职。
这将导致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停滞不前，或出现难以察觉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要在全球和国内市场更具竞争力，企业将不得不更多依靠创新、质量、管理和服务。然而，这需要一支技能更娴熟的劳动力队伍，但仅靠劳动力技能提升不足以构建企业的竞争力。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带来更多机遇而非威胁。尽管存在外部需求下降、贸易争端以及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等挑战，我们的转型仍有有利机遇。国内劳动力结构正在转变。蓝领工人将面临更大挑战，例如成本削减压力和技能差距；大学毕业生则将拥有更多机会。
他们可以从事更高端的经济活动，例如服务业和研发。在中国每年超过70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约180万人接受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培训。这对制造业和研发是一项宝贵资产，因为研发成本的大部分来自劳动力。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是研发领域的主导力量，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巴西，能够负担研发费用。因此，就低成本研发而言，中国不应以发展中国家为比较对象，而应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是中国宝贵的优势。
中国的另一项竞争优势是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已从最初所谓的“潜在市场”发展成为现实中的大市场，并继续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中国2014年的GDP达到10万亿美元。增长7%将创造7000亿美元财富。土耳其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GDP为8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每年新增的GDP相当于世界第17或第18大经济体的规模。按当前价格计算，中国去年的GDP相当于美国规模的55%，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增长3.5%，才能抵消中国增长7%所新增的产出。对美国而言，这绝非易事。随着日元贬值，中国GDP已经达到日本经济规模的两倍；日本若要赶上中国，就必须增长15%，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庞大市场带来的新需求，实际上将创造许多新机遇，吸引全球投资者纷纷涌向中国。外国投资者若想在此取得成功，就需要把研发设在中国。
过去几年，我们观察到许多跨国公司加快将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往中国。中国比较优势的转变，已成为吸引高端经济活动和人才的磁石。尽管没有关于在华外国研发工程师和高管人数的准确统计，但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每年回到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人数。
2004年，这一数字刚超过2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跃升至5万多人。去年，该数字飙升至34.5万。这一趋势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前景的希望与潜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机遇。这些机遇将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和生产要素，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在全球市场也面临可观的机遇。第一个机遇来自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发达经济体需要更新基础设施，新兴市场则需要建设新基础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还是德国在欧洲启动的工业4.0，所有此类经济振兴战略都需要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高速铁路和4G等电信基础设施，都是基础设施热潮中的热点。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更迫切需要完善基础设施，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企业是这一领域的强劲参与者。它们成功获得基础设施合同，也将带动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中国最新的发电、运输和电信设备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更高，附加值也更大。在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的出口结构将得到优化。
海外投资也是另一项机遇。从一个规模较小的投资者和资本大量流入国，中国已成为全球市场上的大型资本接受国和投资者。中国的海外投资额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跃升至去年的1000多亿美元。中国企业进行全球投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是为了开拓市场，这类投资占最大份额；另一些则是为了获取资源，海外矿山和油田的收购合同便是例证。
全球投资最重要的形式是收购，它使中国企业能够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渠道。收购还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将国际先进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与本地制造实力及低成本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增强其在整个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例如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以及吉利收购沃尔沃。
当然，中国买家在收购后的内部整合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金融危机后的局面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低成本并购机会，使其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并攀升价值阶梯。总而言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应更多从质而非量的角度看待。在制定新的开放战略时，中国应考虑外部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所带来的机遇。
要理解新常态下中国的开放战略，首先必须了解新常态对中国开放提出了哪些要求。在2014年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常态：第一，中国经济已从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有些人可能仅将此视为经济减速。实际上，从全球层面看，这一增速仍相对较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而言。维持约7%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是一项重大挑战，但对世界经济则是巨大贡献。第二，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应对新常态下需求、供给和产业方面的变化。第三，中国将转变经济增长动力，这意味着中国将减少对投资、生产要素和规模长达十年的依赖，转而更多依靠创新、质量和品牌来推动经济增长。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与新常态相关的九大趋势。
我认为，这一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探讨：就经济转型而言，为实现转型并改变增长动力，中国应通过战略调整，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来实现目标。第二个层面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面临新的要求。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放缓，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许多追赶型经济体都曾经历类似情况。中国经济放缓背后，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赶上美国，尽管实际操作中人们使用当前价格来衡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必将对国际政治、治理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中国不能妥善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可能难以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来支撑经济增长。
中国需要回答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才能制定新的开放战略：在经济规模扩大的背景下，中国面临转型挑战，外部市场和资源如何助力中国转型？中国又应如何通过战略调整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自身发展营造有利环境？与过去三十年相比，我们当前的目标已发生根本变化；当时开放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出口、赚取外汇，以加快工业化。
分析指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当前开放战略的新目标是什么，其战略重点又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开放战略将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首先，日益壮大的中国需要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以实现和平发展；中国还需要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加快经济转型。此外，中国还应提升自己在日益全球化的价值链中的地位。
为实现战略目标，中国需要确立新的战略重点。
首先，中国应集中力量为国际贸易营造有利环境。小型经济体应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作为大型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自变量”，能够影响外部环境。大型经济体首先需要探索如何创造机遇，并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与期待。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负责任的作用，这是合理的；但新兴大国应在变化中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是应该重复由英国或美国等单一国家主导的治理方式，还是应该在这个日益多极化、民主化的世界中创建新的治理框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新规则制定时，如何平衡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在努力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密切关注。
过去，中国一直是现有规则的被动追随者。如今，中国应考虑全球治理的新发展，并在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中发挥作用。这要求我们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中国必须先增强软实力，才能将硬实力转化为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未来的治理中，中国绝不能成为只关心自身利益的自私国家，而应成为在自身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这样的新规则也将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我们目前作出的努力，包括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都基于这些考量。谈到如何深化与国际社会的经贸合作，他提出了“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鼓励在务实、规则和文化层面开展合作。其要旨是使所有国家都能在互利共赢的氛围中共享发展机遇。这一构想并非全新，但在中国的新战略中亟须得到重视并赋予更大分量。
此外，中国需要通过区域贸易安排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其内容应予以充实，涵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
其次，中国应着重开放服务业，以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中国开放的重点已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第二项变化发生在外资管理方面。中国与美国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BIT）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不仅将推动政府行为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也表明政府思维正在转变。
第三，中国应将海外投资视为新的重点。海外投资能够深化中国与东道国的合作，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并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然而，中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将面临艰巨挑战：其重点需要从以往外资管理实践中典型的许可和行政管理，转向以服务为导向、以事中和事后监管为特征的方式。企业也将在全球运营、全球战略制定、国际人才、内部管理，以及全球企业公民责任和企业文化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新开放战略成功的关键，是建立支持性的制度安排，或建立一个开放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国改革经济体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实施新战略。制度创新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新的经济体制必须围绕开放战略的目标和重点来构建。
对中国而言，对外开放还发挥了特殊作用。过去三十年来，开放加快了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联通，也推动了国内改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指出，要通过进一步开放来推动改革。因此，加快国际投资和贸易改革，将极大促进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
作者：龙国强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高级研究员、主任。他是今年年会的参与者。
图片：2013年11月20日，一名男子眺望上海浦东金融区。路透社/卡洛斯·巴里亚。
